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和教育改革的艰难滞后早已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今年有关部门将采取不再保送文科类学生的政策。本刊邀请几位大学教授就《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版，２２．００元?一书谈谈有关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
编者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这群青年男女大约都是在我开始做大学老师时出生的，读他们的文字使我顿生廉颇老矣之感。其实这种感觉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年龄差所造成，因为我接触过比本书收集的十七个作者多得多的青年人（一千七百个总有吧），但我并没有比其中相当多人老的感觉，甚至我觉得还有很多人生理年龄虽比我年轻，思想却老得令人感叹。但这十七位作者不同，面对他们的文字，我不得不承认沧海桑田之类老生常谈。
他们的确读了很多书，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居多，也涉猎哲学、科学史、艺术等等，网络里的东西自然熟悉得很，流行的歌星、影星之类也从不会从眼前溜过，使我这个早期网民和音乐爱好者彻底地自愧不如。他们的文字很准确、凝练，即使是很长的句子也并不显得罗嗦，而且特别符合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或感觉的需要。有的文字充满幻觉，时空跨越，如蔺瑶的《战争年代》和《天地人》；有的文章充满了少年的哲理，还有略带忧伤的幽默，如徐敏霞的作品；有的则以抒情文字见长，那些写景的语句竟毫不拖泥带水，老到得不像出自青年之手，如应尤佳的“长江系列”。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熟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自己的高三生活和迈入大学后的短暂经历：他们对父母的态度、与老师的关系、男女间的情感（如张尧臣的《第一个夏天》）、甚至社会百态的描写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像李一粟《寄托》中描写的那个突然爆发浪笑却又戛然而止的某女，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之极。但是他们的议论文章，比如对超出文学之外的某些方面，如历史、政治等等的评论却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甚至有些呆板、老气横秋，灵性和火花消失不见了。描写生活，需要灵气，需要对生活的敏锐感悟，然后再通过磨练已久的笔墨去把它们表现出来，前者可能是天生的，后者多少有点后天修炼的因素，但这些青年正是这样的人——大脑像最先进的计算机，眼睛像爱克斯光，但缺乏知识和对各种生活的丰富体验。对着某些东西，他们文思泉涌；对着另一些东西，他们手足无措，只好按照旧的逻辑照章办事。
这些青年人的文章让我遭遇了年轻，但并没有遭遇激情。他们的文章中有调侃和幽默，有淡淡的哀伤，有青春的躁动不安，有平静的成熟，但是没有激情。没有王蒙的《青春万岁》那样的曾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东西。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他们不再幼稚，他们多了些老练，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样是真实的，他们就是现实。
但也许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中的多数进入了大学的中文系。当然，如果不是“文学青年”，也许他们就写不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但文字好并不一定非要进中文系，或者并非只能由中文系来接收。每个爱好文学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都自认是学中文的最合适的料子，社会一般观念也是这般考虑，这实在是个很大的误区，因为著名的作家很少是由中文系培养出来的，而且当下也有许多文学出身的名家转而去思考更为厚重的历史。如果这些年轻朋友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其它系念书，也许对双方都是件幸事。
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对免试保送的问题饶舌两句。这些因为获得新概念作为比赛一等奖的作者十分幸运，避免了被迫去学自己不爱好的东西和在高考场上的鏖战拼杀，否则其中几位或许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就此而言，我自然对保送生制度的此次改革表示遗憾。这次改革并非彻底取消此项制度，而是取消了文科的保送机会，保留了理科和外语类的保送机会。这样的调整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也不必否认。但除了“重理轻文”这个使中国现代化大受阻碍的因素外，以这种方式重视外语而非文、史、哲、经、法等，也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由于外语教学水平的提高，非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与专业毕业生的外语水平距离在日渐缩小；在具体的专业上，也就是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外语专业毕业生现在已经开始、以后必将不如该各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外语水平。如果这需要照顾的话，又有哪个学科不需要考虑呢？江总书记一再讲要重视学习历史，要依法治国，要以德治国，难道我们不需要对这些从小具备文科素养的、可以培养为治国人才的苗子，多施一点肥，多浇一点水吗？
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高考制度来选拔人才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一时还无法找到它的可行的替代品。但是我们可以适当地改造它，或者给予高等学校适当的自主权，让他们来权衡利弊，选择一些具有特长的学生通过其他途径进入高校。历史上除正常的科举之外，有所谓“特科”，如清朝的博学鸿词；现实中也有特殊的人才，如官员、企业家被授予大学的荣誉博士或兼职教授，如以写武侠小说闻名的查良镛先生可以在浙大招收博士，做文学院长，为什么到学生这里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灵活性了呢？
话说回来，我无疑是支持以前通过免试保送的方式把这些文采飞扬的学生选入大学的，我也很高兴在他们的文字中多少还是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如果还能同时有什么史地大赛、经济学大赛，如果他们并非只进入中文系，制度也许就更完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妄断，进了法学院的李一粟等也许会有自己的高见。
需要抱歉的是，后面的话似乎火气大了些，不太像做了二十年教师的人。这也许是此次遭遇年轻的后果。
刘 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也许是自己过于孤陋寡闻，知道国内曾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还是因为韩寒的走红，但直到读到这本《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之后，才知此大赛还有另一个“功能”，即使得一些参赛的获奖者获得了免试进入大学学习的资格。平心而论，从这本书中十七位因参加此次作文大赛而免试入读于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华东师大、南开、南京大学、武大和厦门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同学的文章来看，他们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作品，也无愧于该书简介中的评语：“体现出当前我国高中作文写作的最高水准。”由此说来，他们能够被允许免试进入重点大学读书，自然是合理的，当然，也是幸运的。
说到幸运，则是因为就在他们之后，国家又取消了这种“特权”，而将高校招收保送生的总数严加控制，除很有限制的外语生之外，只将保送生的范围限于省优秀学生、全国中学生科奥竞赛获奖者和国家理科试验班的优秀毕业生。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关于这一决定是否有重理轻文倾向等等的热烈讨论。
不过，我却觉得，虽然像这样的讨论本身也很有意义，能够提醒我们社会上对于人文学科的轻视在今天依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把讨论局限于此，也很可能反而会让人只看到表面上的一些问题，而忽略了在我国高等学校入学选拔制度背后更新层次也更加本质的重要问题。
有人认为，取消像“新概念”论文大赛获奖者免试入学资格，不利于对有文学特长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不利于我国“文科”的发展，这种观点确实有些道理。毕竟人与人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全面发展”的人未必就是特定领域中最出色的人。也有人曾谈到，当今国内各高校缺少决定本校学生入学资格的权力，这当然也是问题。但说到底，免试入学毕竟只是涉及到少数精英人才的问题，而高等教育却应是面向所有希望进一步学习深造者的。精英人才的选拔是重要的，但它远远不是高等教育目前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当面向整体的机制问题解决之后，对精英人才的选拔问题也自然就不再是问题了。
关于目前国内高考制度、考核方式等，批评意见已经不少了。其弊端，尤其是对于素质教育的影响或者说破坏，也是有目共识的。人们关注免试入学，也正是寻找为了逃避这些弊端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有限的改良只能限于少数人受益，尽管在现有的机制下，各种免试入学的方法也同样难以摆脱各种可能的腐败。有人曾提出，虽然目前高考的方式有各种问题，但与社会上其它常见的各种腐败相比，高考依然几乎是最为公平的竞争。此话确实有些道理。只是这种竞争过于残酷，使学生无法不按应试教育的模式来学习，使我们天天挂在口头上的素质教育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一种幻想。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只能说是如今社会上可以提供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太少太少了，使得人们别无选择。当面对如此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如此激烈的竞争，如果你选择了提高素质的教育方式，就意味着在与擅长于应试的竞争者在激烈的应试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甚至可能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众多其它领域逐步走向市场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几乎是很少见的拥有极大潜在市场却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领域了。众多的家长希望为其子女受高等教育投资却因有限的入学人数限制而花不出去钱，还有多少领域能拥有这样大的潜在市场呢？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如此艰难？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性的。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对绝大多数希望能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有机会进入高校，除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文化素质可以得到普遍提高之外，高考也将不再是狭窄的独木桥，应试教育才可能会得到根除，素质教育才可能会成为现实。到那时，像特殊人才的选拔，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也就不会再是一个如此有争议的话题了。
那么，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和普及的为什么依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恐怕就只有去问负责决策的教育管理部门了。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一批特殊中学生写的《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作者之特殊在于他们似乎凭一篇优秀作文而被推荐上重点大学。
这里有三件事：一是作文写得如何，二是他们该不该被推荐免试上大学，三是目前对推荐名额有限制，于是涉及高考制度等问题。
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作文，写得有意思，丰富而多样。在我个人眼里，“丰富”和“多样”是极高的价值标准，换言之我认为同学们写作水平很高，至少比我当年要强。高中我也就读于一所省重点中学，也不断写作文，但实话说我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新一代中学生在阅历、理解力、文字表达手法上都有进步，特别是他们是自由思想的一代，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该不该推荐上大学？这与最后一个问题连在一起。关键看中国的大学要做什么，如果大学成为普通教育（类似于发达国家），什么人都可以申请读大学，这些学生当然可以优先录取。但目前中国还远未达到这种程度。当前读大学仍然是少数学生的幸运——我很荣幸作为长白山的大山沟里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现在高等教育都归教育部管，管得太多太细致?高校没有什么主动权，尤其是重点大学，特别是像我们北京大学这样被人注视的大学，校长没有更多权力。管得过多不利于学校自主发展，培养不出个性化的大学。在当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放权松绑是主要任务。特别是不要将大学政治化，要重视大学的学术。与此相关的是，大学应有招生的自主权，在完成法定的招生任务（这一块必须有）后，各个大学有权自己决定愿意招收什么样的学生（责任自负），可收费也可不收费，甚至可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总之这部分应是学校内部的事，教育部不必多管。比例我看可以一半对一半，既完成国家计划一半，另一半自己决定。凭一篇获奖作文当然也可以上大学，只要有大学愿意录取。
不过我想说另一点。从现有的报道和争论看，人们容易拿理科获奖后被免试推荐上大学与文科的获奖后免试上大学作对比，并由此得出社会重理轻文的结论，以至呼吁平等操作。不客气地说，这是在旧的框子中争论。文理分科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过去也许还有一定的道理和社会必然性，但现在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究竟某些人该不该免试上大学，具体上由各大学决定，但整体上、宏观上学校应当把握一个原则：我们培养的不是单向发展的人才，大学不同于中专和职业技校。当大学越来越普及，它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初级及中级全面发展的人才，要文理兼通。推荐读大学仍然可以做，但仅凭一技之长恐怕不合适，比如某学生化学一科极好，而其他方面不行，特别是文科素养极差，那么大学就不一定录取他；同样某人作文极好，得过奖，但数理学科不及格，推荐这样的人上大学也不太合适。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遇到特殊人才，也可以改变规则。总之需要个案处理，由高校自己决定。
作为高校，招生部门应当清楚，为了长期利益，树立学校的品牌，招收的学生应当是尽可能优秀的。什么是优秀的？掌握一定的知识，知识平衡发展，有较强的能力，思路开阔。现在的高考只能测试出一部分，所以说要改革，那种凭一技之长获推荐，也有缺点。怎么办？我想发达国家有现成的办法，人家搞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什么不学？我们国家，可以考虑一种综合“水平测试”，包括文理各科内容，但题目不是很刁，主要测试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能力。第二张卷是语文，包括外语和中文，两者合在一起考，要求学生将两者结合起来。它测试的是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两种语言的有机融合能力。当前的语文与英语分开测试缺点极多。第三个方面是有选择地面试，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在面试中很容易测试出来，只是高校是否有能力组织费时费力的面试。至少对于高校将要提供奖学金的少部分学生，可以增加“面试”一项。所有这些入学考试，测试的重点是学生是否有可造就的前景，他们目前掌握了多少知识还是第二位的。
回到祁又一编的这本书，类似的中学生该不该免试上大学？要作分析，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如果我是高校的校长，会让招生办组织人马对他们进行面试，或者让他们参加简单的综合水平测试，再作决定。面试和综合水平测试（都可以是口头的）可以判断学生的作文是不是自己写的，也可以迅速了解学生的基本状况，特别是素质与能力。凭我招收硕士生时面试的经验，我估计用三十分钟口头测试，完全可以当场决定是否录取一名学生。当然，受到如此优待的学生不能太多，高校没有足够的精力。但高校为了自己新鲜血液的素质而下些功夫，是完全值得的。
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作为选拔人才之手段的高考，在残酷的博弈中代价越来越大，改革势在必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中学生免试进入一些重点大学中文系。一年以后这批免试生的文集出版了。文章写得挺不错。
于是议论开始了：这种录取是不是已告成功，值得推广呢？笔者大不以为然。原因有三。
其一、偶然的成功同制度的成功，是不同的事物，二者几乎没有可比性。录取方式不能一年一变。而一旦一种录取方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人们同它博弈的过程就开始了。偶然测试的对象对此没有经验，没有应试上的长期准备。而制度化测试的对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深通这种“考试学”，他们年复一年、心无旁顾地为着适应这种试验方式而发育着。偶然考一次作文，可能收到奇效。但如果报考中文系只考作文，那不就是现代八股了吗？而八股难道比现代高考高明吗？
其二、大概不是所有应届生都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那么参赛的资格是什么呢？我猜想是推荐吧。很多人希望“推荐”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一次性考试。我不怀疑其动机之纯正：多年的测试和观察难道不胜过一次性考核。在国外“推荐”确实是一直在实行，且行之有效的录取参考手段。但国情的不同使我们无法依赖“推荐”。我们的国情是什么？说出来难听，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社会上相当广泛存在的腐败，令我们不能不担忧：只要“推荐”全面实行，大多数考生都可以拿到全世界最好的、千人一面的评语。在其后面，是一轮新的寻租与行贿的展开。
其三、如果获奖同升学挂钩，并成为一种制度，腐败就必将进入到评奖中。我们费尽心建立的独一无二的高考制度，尚且有舞弊进入，岂敢奢望无数种与升学挂钩的竞赛都能干干净净。
反对“免试”、“推荐”或以获奖代替考试，并不意味着反对者就一定有一套成熟的改革策略。我只是想说，考试与选拔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它要经受亿万人博弈的考验，需在博弈中不断改进。不会有一个简单的手段可以了结这一难题的。
蒋国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作家出版社送来一本该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最后一本书”——《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并希望写点什么，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博览群书》上。事实上，自１９９９年亦是应报社记者之约，写了《张天天现象——当代教育观念面临挑战》以来，本人就一直对这一批少年作家的作品及由此引出的社会反响十分关心。这些小作家都是从中小学走出来的（如果没有记错，出第一本书时年龄最小的是张天天），作为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我想，还是从教育改革与创新的角度谈几点看法，请同行和朋友指教。
首先，这批小作家的破土出世，再一次提醒人们，我国中小学生并不缺乏文学创作的天赋和才能；并且还可由此推断，我国中小学生中肯定还有更多的至少具有这般才华的年轻一代。著名作家莫言称之为，这批少年作家“就像谁也压不住春苗出土一样，他们还是齐搭伙地冒了出来。”今年初，杨振宁先生在谈到中国本土产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能性的问题时预言：“中国有数不清的可造人才。”记得有位国际足球界知名人士也说过，中国足球走向世界应料无问题，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必有不可胜数的未来足球名将的苗子。于是，我想，祁又一同学做了一件好事，继近几年多位少年作家出版他们自己著作之后，将近二十位曾获上海萌芽杂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且被国内九所著名高等学府免考录取的大学新生的作文，结集出版。说是“作了一件好事”，不仅仅是指经他努力为他的获奖伙伴提供了一次发表新作的机会，而且还在于他这本作文选以更多的小作者数量向人们证明，中国青少年作家的确不在少数。
其次，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来社会一直没有发现他（她）们？是我们社会中没有这样人才，还是有人才而出不来？是传统观念在阻碍，还是社会环境在盖压封冻？是学校教育问题，还是新闻出版问题？……由文学创作，马上就联想到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和发明。李政道先生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由此我们又可以推论，中国青少年能出众多的文学创作的天才，那么，有同样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中间也一定能出科学技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且数量一定同样是众多的。但是，现实又是无情的：我国青少年的科学技术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水平，比起文学创作来，看来是差得更远的，就如同我国体育界的大球远逊于小球一样。祁又一同学的工作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不仅需要思想解放的呼喊者，而且更需要思想解放的实践者。这是因为，在客观世界面前，改造者要比解释者是更为重要的。因此，科技界应当向文学界学习，为中国青少年科技天才的涌现与成长创设和提供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教育界更要向文学界学习，近几年这些文学小天才虽说无一不是在校的中小学生，但是，研究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均声称有过与传统学校教育抗争与曲折成长的经历；其次，文学小天才虽遭遇了曲折，但毕竟还是稀疏地涌出了这一小批，我国教育界难道不应当反躬自问：在二亿在校中小学生中，可出了多少个堪称科技天才的“同学少年”？
最后，祁又一同学主编的这本新生作文选还向人们证明，创新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娃娃做起”。我国广大中小学生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人力资源，任何对这笔资源的不认识或不加开发利用，都将继续犯极大的错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无论纵观还是横观我国现代教育，时至今日却依然模式化的刚性有余，而多样化的柔性不足；强调书本知识的积累有余，而面向生活实际的探索不足；维护老师的权威有余，而尊重学生的个性不足；模仿前辈有余，而自立创新不足，……总之，还是像严复先生差不多在百年前说过的，“夸多识”有余，而“尊新知”不足。换句话说，我国教育的现状对我国青少年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发挥，还是很不得法，很不得力，很不成功的。因此，创新“从娃娃做起”，就必须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要在“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上下功夫。
总而言之，祁又一主编的新生作文选出版适逢其时，它是对杨振宁预言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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