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襄先生曾经用八个字概括《天龙八部》的题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他并且认为，《天龙八部》不可“看油了”，实是一部具悲天悯人胸怀之大著作。萧峰是《天龙八部》第一主人公，他的悲剧意义已为广大读者所公认。如果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文学鉴赏者，你也许还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古希腊悲剧英雄赫剌克勒斯是萧峰的母本形象这样的结论。顺着这种思路，我们很自然地把康敏（马夫人）看成是帮助悲剧英雄完成悲剧结局的一个动因，而不是至少可以注意的重要人物。１９９４年金庸在北大讲演，曾有学生问金庸对于康敏如何看，金庸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经过作者的诠释，康敏似乎已经被定性，然而这样一来，《天龙八部》中的人物就不会像陈世襄所指出的那样，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孽业。康敏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绝对的坏女人吗？
在金庸小说的众多女性形象当中，康敏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她貌美心毒，张无忌用来评论赵敏的“艳若桃李，毒如蛇蝎”其实更应该加诸在她的身上。然而奇怪的是，一个读者可以对她有痛恨、恐惧等情感，却很难对她厌恶，——要知她虽然恶毒，却绝没有到不堪的地步。事实上她却以一种奇特的魅力带给某些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康敏的震撼力之强大，决非金庸小说当中其他任何一位女性足可望其项背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另有一位长期以来让人们不知如何评论的女性形象，也曾掀起人们心头的波澜，她简直就像是康敏的姊妹，她就是曹禺笔下的蘩漪。
只有少数读者才可能因为康敏而震撼，正如只有极少数的读者才可能真正欣赏蘩漪。蘩漪是《雷雨》当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完全的一个人物形象，１９３６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刘西渭先生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个妇女理所当然地是蘩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蘩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作者“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曹禺这样评价蘩漪：“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迷上了她。”对照五四以来现代文学长廊中的女性形象，蘩漪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蘩漪身上那种犯罪的冲动和激情让习惯于道德评价的文艺批评家无所措手。某些文艺理论家认为，蘩漪是一个遭受封建大家庭压迫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的可怜的女性，她让人同情，却不该被欣赏。一些感受到蘩漪之可爱的批评家不得不通过对于蘩漪环境的剖析来证明蘩漪的犯罪是被逼迫的，因此蘩漪实际上具有“圣洁的心灵”。许多人在蘩漪是否一个个人主义者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蘩漪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就《天龙八部》所描写的情节来说，康敏的确没有遭受蘩漪那样深重的精神压迫。但是这绝对不能抹煞她和蘩漪之间的相似性。我没有打算也像某些理论家一样，论证康敏的报复心理是因为被段正淳始乱终弃。因为康敏小时候花裤子的故事老早就告诉我们，这种批评方式的可笑。我们不由得要问一句，在《雷雨》故事发生的很多年以前，在蘩漪１７岁遇上周朴园以前的岁月当中，蘩漪是否也曾经是花裤子的故事的主人公呢？我以为必定是有的。在五四时期，遭受过蘩漪同样的命运的女人不知有多少，而蘩漪的形象却是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当中最独特的一个。她的悲剧决不是时代的命运的悲剧，而是她的性格的悲剧。康敏的悲剧正是因为同样的缘由而产生。
然而无论是蘩漪，还是康敏，她们的性格在中国文化当中绝对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知音。她们的共同母本形象不是中国的女性，而是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
欧里庇得斯在他刚刚写作了《美狄亚》的时候就颇遭非议。正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欧里庇得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道德的、政治的束缚都不能够影响到他的创作，但是这种写作态度所造就的作品即使是当时的希腊观众也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阿里斯托芬才会在他的喜剧《地母节妇女》当中对欧里庇得斯进行嘲讽，责备他描写妇女的激情和变态心理，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然而，恰恰是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对于所有的时代保持着重要性，并且迄今没有离开戏剧舞台。正如前苏联文艺批评家谢·伊·拉茨格所指出的，“在一系列妇女形象中，美狄亚不是以纯洁和善良著称，而是以性格的力量著称。”具有性格的力量的女性，已经不是首先不是一个女人——男权社会的社会学定义的性别，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无论是欧里庇得斯还是曹禺，当他们创作美狄亚或者蘩漪的时候，不是在写一个妇女，而是在写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金庸创造出康敏这个形象，固然受了美狄亚——还可能有蘩漪——的影响，但是金庸作为一个个人，完全不同于欧里庇得斯以及曹禺，他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温室中培育出来的好孩子，欧里庇得斯和曹禺却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任何时代的叛逆，至少在内心深处是这样的。
美狄亚是一个为了报复丈夫的不忠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女，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的女性。从这个人物出现在古希腊悲剧舞台上开始，深受道德观念影响的一代又一代文艺批评家就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她辩解，谢·伊·拉茨格说《美狄亚》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为美狄亚的悲剧“是破碎的妇女心灵的悲剧”。他还通过对于古希腊法律的考察，以证明美狄亚作为一个外邦女子，其婚姻不受保障，古希腊一般观念认为，父亲是真正的生育者，儿女的出生完全与母亲无关，美狄亚只有亲手杀死伊阿宋的子女，才算是完全的报复。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悲剧因其能够“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净化”产生道德上的良好的效果。这事实上是承认美狄亚的行为是恶的，但是因为她的行动的后果能够激起人们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获得这些情绪的净化，因而描写美狄亚的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值得肯定。
其实，道德是一个最虚无的存在。人们需要道德，只是因为人们恐惧强者，而这种恐惧使得人们团结起来，用道德来束缚强者。世上本无所谓善恶，所谓的善与恶的观念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才有的事物。而所谓的善与恶的标准主要就是是否合于大众观念。文学是追求自由的一种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满足的是人们对于消极自由的向往。但是在古希腊悲剧当中，尤其在《美狄亚》当中，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积极自由的向往。追求积极自由，就意味着要挣脱一切的外在的束缚，而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善与恶之际，原本无所谓标准，剩下的只是对于自由的追求。美狄亚的行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犯罪，然而这正意味着她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蘩漪多次警告周萍，一个被爱逼急了的女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她也的确去做了，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充盈的没有别的，只有得到自由以后的无限的快意。曹禺在蘩漪的身上倾注的是自己的向往。然而她们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注定要失败，她们真的称得上“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她们的悲剧是心灵的，因为在一个平庸者掌权的社会当中，她们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必然导致她们的毁灭；她们的悲剧更是命运的，因为这种境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无尽的宿命。
金庸在自由的观念上，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他的小说当中最为表现其自由理想的著作是《笑傲江湖》，令狐冲依靠“间世”获取与世俗世界的妥协。金庸对于绝对自由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他的人生充满了对于现实的妥协，因此，尽管康敏的形象渊源于美狄亚，他却绝不可能像欧里庇得斯写美狄亚、曹禺写蘩漪一样，向这个母题倾注进自身的生命。曹禺多次表示蘩漪是他最喜爱的人物，蘩漪是最具有“雷雨的”性格的人物，而金庸却要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的现代性形成的过程，我们当承认，现代性的有无或者量的多少与时间的先后无关。对于个人的绝对自由的问题，金庸相对曹禺，至少是缺乏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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