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萧乾在７３岁时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间书房。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把１０亿人搭成一个金字塔，像我这样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我总算有了书斋》）如果萧乾看到了这本刚刚面市的《我的书斋》（曹正文主编，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初版）的话，一定会喜笑颜开地感叹：真是时过境迁矣！
萧乾的那篇《我总算有了书斋》，收录在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出版的《我的书斋》一书中。两种《我的书斋》堪称珠联璧合，大抵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读书人与书香人家的书斋生活。
《光明日报》原《周末生活》专刊在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３日至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３日期间开办“我的书斋”专栏，共发文６８篇，后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结集为《我的书斋》出版，由赵朴初题签。作者多为文坛耆宿、学者名流，大多是抗战前后即有爱书、买书、藏书癖好的一代知识分子。比如萧乾、季羡林、姜德明、刘绍棠、任继愈、冰心、蒋子龙、周而复、周振甫、金开诚、舒芜、钟敬文等等，都是熟悉的大家、名家。编者说，书斋“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运、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是的，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没有书斋，或者是卧室、书斋、会客三位一体，或者经历过“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境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却又因“书斋”而带来“书灾”。其遭遇的书厄在闻山的《安得书斋千万间》、甘惜分的《书斋和书灾》、顾执中的《书何罪兮亦飘泊》等篇什的篇名中即可窥见一斑。对这一代人来说，让人能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而专心思考的书斋，犹如琅嬛福地一般，只是一个美好的梦幻仙境。难怪季羡林也忧心忡忡：“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坐拥书城意未足》）
“文汇版”的《我的书斋》，收录的１２０篇作品则以中青年读书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相比之下，书在这一代人手中要幸运得多，他们一般在八九十年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或大或小的书斋，其中还收有一篇１２岁的小朋友曹骏写的《乐在小书屋》。徐中玉在《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的“序”中总结道：“书斋已成为他们家庭文化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精神中枢，因为不但可以让乐于读书的不受干扰在此静静读书，便于取书、检书、写书、储些阅读的资料，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亲切谈天，还成了家里看报、看电视、说说笑笑的好地方。几乎一切有关文化的家庭活动都可以在书斋里进行，有个非常惬意的场地了。”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都举办过规模不等的藏书比赛，涌现出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藏书家和藏书家庭，他们多有作品收入其中。该书装帧精致，每篇前有作者小传和书房剪影。
季羡林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喜欢读书和藏书的民族。”诚然，两种《我的书斋》折射出中国文化绵延千年而不衰的精神血脉，这就是“吾亦爱吾庐，芸香几卷书”的书香精神和爱书情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