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的《地北天南论古今》让我感觉到惊奇。黄仁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以其“大历史”史观备受海内外史学界所瞩目，作为一个大学者，他是颇有成就的，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像千千万万成功者一样，吃过不少苦，遇到过许多困难，但这一切其实都稀松平常，没什么好让人生出惊讶的。我所惊奇的是他在成为学者之前的经历。那么，在此之前，黄先生又做了一些什么呢？那时候的黄仁宇还很年轻，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之间吧，在国民党的军校里做过学员，毕业后则到国民党部队里当了军官，参加了抗日战争，但这些还是很一般，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没什么区别。但，令人惊奇的却也就在这里：他在字里行间所描述的军旅中的训练，与半世纪后的训练模式竟然没多少分别。比如，军校里的供给、训练、政治教育制度，军队里的“学生官”与“行伍干部”之分，还有阅兵式时“走正步”的速率，等等，以至读罢黄先生“一弦一柱思年华”的古瑟悠思，情不自禁便油然生发“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疑惑，黄先生的文字，叙说着的分明就是仍在眼前的我的真实生活，这怎能不教人心下慨然呢！
历史有时候真是走得太慢了，乃至一百年就像是一个日子，日历在不停地翻新，而内容却平常或熟识。对这过于缓慢、如蜗而行的历史，是应该责之以不求上进还是可以体以宽容呢？黄仁宇主张起了他的“大历史”史观，认为历史的演进自有它的规则在，人类向前进化的步伐只能是缓缓而行，心存急躁、指责历史运行的迟钝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黄仁宇的这种历史观多少让人感受到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意蕴，这在书中他也不加掩饰，所以他一再指出，现在的所谓先进国家其“先进”实际上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历史演改，比如英国由十六七世纪时的传统农业国度衍化为今天的商业国度，它是经过了二三百年的逐步改良，而北欧国家瑞典则在近两百年内一直保持了君主制度，由传统到现代亦非一日之功，现时的世界大国美国其民主、自由观念和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
黄仁宇的“大历史”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相类似，布罗代尔主张要以“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来剖解历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沟联。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来看现实，我们出人意表将发现另有一种历史在，也将去除遮眼浮云，体谅到历史进程中的局限与无奈，进而对历史树立起理解和同情。这当然是富有着历史主义意味的，也正是黄仁宇所极力推崇的技术视角，与之相对的则是黄先生所批评的中国人所惯用的道德史学。对历史更应当进行技术判断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这自然就需要充分尊重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甚至承认恶在历史演化中的相对合理性。以道德论是非只会以损失历史的长远合理性为代价，但从技术角度看，一时代的人和事，其丑陋其罪恶事实上更多是来源于历史上的惯性，而在一个时代过去几十几百年后回过头来再来看看以往的是非，罪与丑也许又并不像当时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饶恕。黄仁宇因此举出克伦威尔的例子，此公以革命起家，取得权力后曾或几多作恶，按道德眼光他已经可以盖棺论定是个大恶人且应为英国人所唾弃，然而在此公诞辰恰好三百周年的１８９９年，英国议员却发起为他铸了一尊铜像，至今此像仍卓然而立面向英国议会广场。此中奥妙何在？盖因克氏将自此之后的英国君主制度改变了性质，而这又为后来的英国政治制度走向理性化提供了可能，虽然在他之时，他也并没有解决当日的英国政治问题。
伦理主义的理想虽然高尚，但一旦拿它来作为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和行事的法则，则不免就生出荒诞和悲剧。还是黄仁宇说得好：“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当然是技术眼光，从技术上分析，历史的进程是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是“历史结构”的化合，而“历史结构”又具有稳定性，并不是说变就可以去变的。社会组织从一种类型和结构走向另一种类型和结构，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性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充满了如许的悲剧，中国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所作的诸多努力，其收益都差强人意。一个在不久之前还地地道道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百年间就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整个社会形态和转型涉及到“高层机构”、“中层机构”、“低层机构”（黄仁宇语）的重塑，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当现时的中国人在大谈着现代性的时候，我想对这一点是应该有清醒意识的，否则我们就将停留在对本世纪的一些人和事继续作无谓道德谴责的层次，而这其实又于事无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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