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人生》要再版了，承蒙作者的厚意，嘱我补写一篇序。这本书未面世时，我就读过一遍稿子；照片则是出书以后才见到的。看时不无想法，但是现在提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谈起。我把单光鼐的序重看一遍，似乎该说的话都已说了。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赵铁林的书也因其客观和直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献性。”好像可以略加诠释，因为这话前半截里的两个词——“客观”和“直观”，正可以概括这本书的主要特色。
这里我说“可以略加诠释”，不是嫌人家语焉不详；对于一部社会学著作来说，“客观和直观”大概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另类人生》原本是跨界的作品，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么看法，并不影响其文献性；我觉得当一本书成为人生感受和审美感受的对象时，它就是文学作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客观”和“直观”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并非惟一可行的，只能说是某种特色或风格；而这一特色或风格，又未必能被人充分体会，所以需要说明几句。
《另类人生》有文有图，图片当然是直观的了，但是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其实也不妨用“直观”来形容。作者是摄影师，我觉得他使用笔与使用照相机好像有几分相似。镜头摄取的是情景，不是情节；出现在他笔下的是生活，不是事件。乍看起来，所写几乎都很琐碎，简直是平淡无奇，波澜不兴；遇到某些涉及人物命运变化的环节，作者也不予以过分强调。我想这里体现了有关现实生活以及此类纪实作品的一种观念：真实生活各部分的差异，未必像寻常想象的那么大；相比之下，生活的过程可能更为重要。还有一层，可能也与作者的摄影师身份有关，就是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轻易不发挥想象，特别是不肯运用想象来强化戏剧性。所有这些，都符合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与我们一般的处理方法相远。这种“直观”的写法，可能不是纪实文学的正宗路数，却最符合“纪实”的含义。这用一句话来概括，不是塑造，而是呈现。
这种写法并不容易。戏剧性的东西不仅吸引读者，也时时给写作过程中的作者以鼓励。表现生活的本来面目，需要作者充分而持久地认定这一面目以及这么写法有意义，有分量。作者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的，来自于他对所表现的生活本身（包括这一生活的所有细部及其整体）的深刻理解。我读《另类人生》，觉得其中人生况味厚重，细心体会，颇为之所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有赖于此种写法。当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经过过分强调的东西呈现给我们时，我们可能反而更容易触及生活的本质。当然不是说作者根本没有选择，没有强调，那样写出来的就只是素材而不是作品了。关键在于这种选择强调有个限度，即不因此而改变生活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纪实文学”究竟孰为主，孰为次；对作者来说，他不想让“文学”反客为主地破坏了“纪实”。
这就涉及作者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只是表现手段而已。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论语》中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表现本身有高下之分，亦即“达”与“不达”的区别。如何表现得好，乃是文学之全部目的所在。文学作为表现手段，一旦超越了表现的范围，就有可能破坏表现。处理素材如此、运用语言也如此。《另类人生》语言朴实无华，很少夸饰渲染，这也与作者旨在表现生活本来面目的美学观念相一致。在我看来，这样的语言较之堆砌辞藻，滥加形容要强得多了。
如果说“直观”的写法排除了读者与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本来面目之间的障碍的话，那么当作者自身有可能构成这一障碍时，相对予以贬抑，也就是作品的“客观”。这里要谈到《另类人生》中人称的选择。作者在后记中说：“关于人称问题，作者颇费了一番思索。照理说，用第一人称最为真实，但对于书中某些章节，倘若用第一人称则甚感不便。因为偶尔要发些议论就必须由书里跳到书外，别人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书虽以作者一己的经历贯穿始终，这个人物却不像通常那样被称为“我”，而称为“Ｚ君”。这就产生了两重限制：“Ｚ君”只是彼时彼地的一个体验者，他失去了一般作者所拥有的全知视点；而置身此时此地的作者，则基本上只能起到客观记录这一体验的作用。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为了不破坏体验者及其体验的真实性；但是所更多避免的可能还是此时此地作者的过分介入，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观念上的。这造成作品的一种间离效果。所谓间离，从根本上讲就是作者的自我克制。作品得以表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得以达成厚重的人生况味，都与这种间离手段密切相关。因为人生况味如同生活本来面目，都是自然存在，并非渲染制造出来，渲染制造反而起到破坏作用。
这本书写的是社会底层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平素虽然不大容易接触，然而看法却最多也最确定的领域。无论在哪个方向上，都不乏先入为主的意见，对于这里写得最多的“小姐”尤其如此。读了《另类人生》，才知道原来也是一段段实在人生，一应喜怒哀乐，坎坷追求，无不具备。这靠得是作者多年深入体验的工夫，用单先生的话说就是“参与观察”，这方面他论述详细，用不着我来多嘴，但是我想“参与观察”可能也有一个客观与否的问题，或许这还是社会学与文学的区别所在罢。反映社会底层生活，这是文学史上的老传统了；“参与观察”也与一直说得滥熟了的“深入生活”相似，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真实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而“深入生活”与否的差别也并不像大家设想得那么大呢。常见的例子是，作者深入生活多年，结果还写出虚假作品。未必工夫下得不够，恐怕下得不对。如果未曾体验，一切都已设想好了，那么总归是徒劳的。作者说：“Ｚ君一直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想法，这两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小姐’们，想以一种极其平和、无害的心情，用镜头把她们的生活公诸于世。如果万一能抵消尘世间对于某类事情不甚公允的批评，以及过分的喧嚣和浮躁，那将再好不过了。”虽然话讲得委婉，却明确体现了他的立场。这本书得以成功，方法论是为关键。作者旨在体验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不事先预计这一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目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成见最不足为凭，这是摄影家的素质，然而用之于文学也有意义——至少就非虚构作品而言是如此；如果重新提及“深入生活”，那么对虚构作品恐怕也不无参考价值。这既可以说是“直观”，也可以说是“客观”。
前面提到人生况味，《另类人生》表现社会底层生活，所以这种况味尤其厚重，这也就是作者说的“悲天悯人”。这里无论渔民、乡村医生、地方戏演员、拣垃圾者、还是“小姐”，都活得特别不容易，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所有的小小的生存愿望就更不容易了。顺利与困顿，欢乐与艰辛，无疑都是人生之一部；然而后一方面毕竟更有分量。当生存不复成为问题时，人生往往变得飘忽起来。这里附带说一句，我觉得“另类人生”这名字或许略有不妥，至少容易产生歧义，因为现在说到“另类”，几乎都是自找的；而这里的“另类人生”却是不得不如此的。其实“悲天悯人”正是根植于这“不得不如此”。
以上是我关于单氏“客观”和“直观”的考语的诠释，权充一篇序言。不过话说至此，我却对他那句话的后半截稍有不同意见了。他讲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献性”，“文献性”当然毋庸置疑，但是这种“客观”和“直观”的写法真的很有“可读性”么，至少喜欢猎奇，习惯听结论，或者非抒情就不解气的朋友，恐怕会感到失望罢。所以虽然这本书再版了，我还是代为提示一下：假如只想看这些，这里可是没有的。
此文写毕寄给出版社，有关人士云于卖书未必多有帮助，遂尔不用。其言不差，盖我原本不是代写广告也。特补述一句，至于内文就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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