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人都活在其中，谁也不能离开它而遗世独立，这与人类共生，须臾不能分离的活动，又何来发现之说？
“发现生活”的提出，是因为生活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至为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姗姗来迟。
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古老而常青的命题。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对生活进行探讨，并把休闲生活看作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论述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身。”他把“生活”视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对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唯物史观基本的出发点。
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的差别上，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生活是文化之源。
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等，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将人类文化的外显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趋势。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现出这一走向。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离开人们的生活经验，十七世纪牛顿从苹果掉在地上发现万有引力，十八世纪瓦特从水壶盖被蒸汽掀起发明蒸汽机，这都是从生活经验的启示中引发的科学创造。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加远离日常生活，原子能、基因与太空探测，靠人的肉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愈来愈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这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所回应，哲学研究者提出，让哲学融于生活，使哲学与生活保持同步发展；经济研究突破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向消费、流通领域深入，以满足社会需求来阐明经济问题，愈来愈重视对策性和操作性的研究；历史学也失去代圣人立言的神圣光环，从治国理政的需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话题。各类社会生活丛书的出版，将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休闲娱乐，推上大雅之堂，这对专事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王朝兴亡盛衰，那种大事变、大业绩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论自然科学的远离生活经验和人文社会科学向生活经验的靠拢，这貌似背反的发展趋势，都同样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和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分别从不同的方位体现对人类生活状态的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因此一切有助于表现人类生活、理性和情感的主题必将获得充分的发展。
然而，有关生活史的研究在中国史学界迟迟不能开展，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是来自对建国以来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五十年代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交际往来怎样发展变化？作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意识与民众的文化心理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种种贴近生活的课题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因此当我们追溯祖先的生活状态时，往往模糊不清或者语焉不详。毫无疑问的是，这已成为新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历史研究的课题，八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推动了社会史和风俗史的复兴。它们都以前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作为关注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以对读者市场特有的吸引力，促使史学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因此各种各样的社会史、风俗史相继出版，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应运而起，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把社会生活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阐明社会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历程。这不仅充实了数十年来历史论著中的空缺，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表述的题材。
令人遗憾的是，对生活史研究的现状，却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发展的形势，已出版的有关社会生活史的著作，大都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在时间上多局限在古代，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中国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研究，甚为稀缺，资料积累不足，理论研究更为滞后，许多缺门无人问津，最近出版的一套休闲专著，全部译自外文，有的如《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等选题，在国内闻所未闻。《社会学研究》、《民俗研究》等专业刊物多次发文呼吁改变这一局面，却迟迟难以建树，其中尤以生活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对流、制约和磨合，成为制约这一问题的瓶颈。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所以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无一不是文化的载体，最具体、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风貌。以北京的四合院来说，那种以东西南北四向所构成的封闭院落，以厅堂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严整，这种布局体现的是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人际关系，四合院成为封建伦理制度的载体。现代化的发展，大家庭的解体，必然要带来住房形式的变化，虽然四合院的建筑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保护，但高楼大厦代替四合院成为居民的主要住房，已成为潮流，四合院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人气鼎盛的风光。四合院的盛衰，从一侧面反映了家庭、社会形态的变迁。
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级性首先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表现，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规章和制度。官僚权贵、士农工商穿什么衣服都有明文规定，冒犯的被认为“僭礼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古人的衣冠服饰不仅是防寒、实用、审美的消费品，也是等级序列、伦理政治的物化形态。
以群体性的等级之别限制人们的穿着打扮，使得这纯属私人的行为很难有自主的选择。这样的衣冠之治，塑造了中国人的外形，也制约了中国人的心灵。所以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移风易俗是从放足、断发、易服发难。服装改革得风气之先，成为生活方式国际化的起点。民国初年追新求异的时装潮，展现了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建国后极左思潮又召唤了衣冠之治的复苏，阶级斗争扩大到人们的穿衣戴帽，肇成服装意识形态化的后患，甚至成为大批判的内容。改革开放，换了人间，当代人的主体性觉醒催动着人们从内心到外形的变化。放眼街头，长发飘飘的，盘髻高高的，乱丝装，彩丝装，琳琅满目；端庄的，俏丽的，万紫千红，个性的舒展溢于体表。衣衫的沿革映现了百年春秋。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这本意是将日用生活提高到封建伦理的说教，却揭示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衣食住行在封建文化中并不仅仅是生存、享受的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封建思想教本。寓教于日用，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属性，它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和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三位一体化的内容。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过日子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能从切身生活的体验中接受封建伦理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这对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封建文化的重负，使个性的压抑达到最大强度，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从生活领域发端，冲击伦理政治，这是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引发的文化近代化的一大特点。所以淡化意识形态的干预，回归生活为个人的选择，促使三位一体的封建文化模式解体，是中国个性解放的必由之路。
遵循中国的民情和传统文化特性，从思想史的领域考察生活与社会的变迁，是“发现生活”的一条重要思路。
如果说，生活与社会的关系是有形可察，有物可考的话，那生活与观念，从具象到抽象，物质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精神世界的变化，尤其是对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农民的影响，这与阐述帝王贵胄、文人雅士生活的论著相比，更为薄弱。既往的农民史研究几乎都集中于农民战争，这是阶级斗争激化，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是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而非常态，很难设想对农民日常生存、生活状况缺乏了解的，能准确把握战争时期农民的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历来对农民意识研究，大都是从农民运动的文告、揭贴、民俗、民间宗教以及领袖人物的表现入手，而上层意识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是戏曲，清末就有人提出是“戏剧之教育”酿成了“拳祸”，这一看法虽不尽全面，但从义和团模仿戏曲人物、语言、服饰的行为，探索戏曲中的攘夷意识、反叛思想、变异的忠义观念对其活动的影响，可以有助于理解义和团反帝而又愚昧、抗争而又妥协，对近代社会起着双面刃的作用。
生产方式的变迁怎样引导农民走出传统社会生活，转变思想意识，是有关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对此史学界不可谓不重视，但更多的是从概念出发而缺乏具体深刻的了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打开了另一种视角，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近代农村手工业的兴起与农民意识的变迁就是生动的一例。
在传统农业社会，世世代代的农民都以土地为生，以土地为本的思想浸透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近代由于农村手工业的兴起，经营手工业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手工业产品通过商品化的渠道进入市场，这就把偏处一隅的农民拉入商品市场的机制。使农民逐渐习惯商品生产与货币的运作，对新技术与新工具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从这一方面来说，农村手工业甚至比城市作坊的手工业更为开放，因为城市手工业有的要受行会的限制，不能任意招收工人，扩大生产，改变品种，传授技术，但农村家庭手工业却很少这种限制。所以某些简单的生产机器往往在城市引进，却在农村得到普及。当农民收入不再依靠老天爷的时候，投资土地的兴趣也就减弱，以市场需求调整生产，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观念，收入的多少起了主导的作用。
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收入和支出的周期对观念的形成也发生作用。传统的农业收入是以年收成计算的，这是因为农业生产以年为周期的，农家必须储备一年的生活资料，有盈余才能用来改善生活，生产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大部分只是生活用品。无论是地主和农民都以年为时间单位安排生产和消费，社会各阶层也受这种制约，国家赋税按年征收，百官的俸禄以年计算，私塾教师的束脩亦以年计算，收入以年为周期，消费支出也以３６５天来筹划，那就要有长远安排的眼光，财富也以库存和储藏为准则，节俭不仅是美德，也是生存之必须。随着近代化在中国的起步，城市职工、官员和商人、市民的收入改以月、周、日为单位。在农村手工生产不受季节的制约，全年都可进行，社会分工也可以使生产的各个环节分开运作，每个环节生产周期大大缩短，生产者不用储备一年之需。一年计算的消费模式让位为月、周、日计算。收入提高，周期缩短，引导农民从醉心储财而转向消费，盖房子，添置日用品，购买洋货，改善生活。清末民初洋布在农村就已畅销，１９３７年的河北高阳县小王果庄，全村三百户就有进口日本“僧牌”自行车一百多辆，这反映追求速度的观念已经被家家户户接受，这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所不能想象的?参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的变迁》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生活的一侧也能反映，近代工业品下乡虽然对农家手工业造成冲击，但并非如时人所言，促使农村经济的破产，工业品能在农村销售，是要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为前堤，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又要农业以外的部门，手工业、商业和各种副业生产的发展为条件。所以那种认为农民时尚洋货，利为外人所得，农村必然凋零，不尽准确。事实是农民放弃自给生产改在市场购买，首先要有钱，收入要比原来高，并把从事自织自纺的时间投入其他生产，才能用上洋货。生活的变化如实反映了农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结构的变迁。
生活是一个窗口，它所展现的时代风云、社会变迁、思潮起伏，为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活领域许多跨学科的命题有待开拓和深入，如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知识分子立身观念的演变、国民心态的转化以及彩票、赌博等社会时尚，此类研究成果的涌现必将极大地丰富近代史研究的风貌。
鉴于这一考虑，我们以百年来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为题，征集有关论文汇编成集，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能引起研究者与读者的兴趣，推动这一专题的深化，是我们的由衷愿望。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版，２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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