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鲁迅在校对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引发了一些感触，于是就在他当时正陆续写作的《忽然想到》的系列文章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这里提到的问题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无非就是不同国度在文章写法上的一些差异，或者仅仅是能不能把学术文章写得风趣、好读些的技术性问题，然而，鲁迅却从中看到的是涉及“民族将来”的大问题：“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最近读了王逢振等人编译的《电视与权力》一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首先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就是国外作者们的原文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确都写得很有活气，而译者们所译，也的确大都保留了文章原本的风格。由此可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失去余裕心”的民族。而这样的文章风格，以及这样的翻译的风格，我以为还是很值得加以谈论和提倡的。
《电视与权力》中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按照我们中国学术界的习惯说法，应该说都是比较重大的，如《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作者：雷蒙·威廉斯）、《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作者：理查德·戴恩斯特）以及《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伊德》（作者：帕特里夏·梅伦坎普）等，从文章的题目上看，显然都非同小可，有的还显得大得吓人。但是，文章的整体论述与语言表述方式，却很少罗列和堆砌那些枯燥深奥的学术用语和抽象概念。这些文章的题目几乎摆足了学术理论研究的架势，而在文章通篇阐述的格调上，却又完全走向了通俗和平白。其中很多篇幅都简直就是记叙文的路子。雷蒙·威廉斯的《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的第一个小标题是“美国电视印象记”，这其实就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小文章，里面所记录的也绝不仅仅是“印象记”，作者并不是在写一篇感受与随笔类的散文，他是在做纯粹的学术批评，而其所用的题目却明显地有文艺散文的味道。而且其开头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叙述的：“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在早晨６点钟开始。在早饭时间，你能看到第一场电影。如果整个一天你都加以留意的话，那么，在第二天早晨１点夜间电影开始之前，你能看到６部以上的电影。在当代的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电影最多。”这样的表述在我们的一些专业理论研究者看来肯定是非学术化的。而《电视与权力》的作者们却全都是这样来阐述他们的学术观点的。而且还有比这更有趣味和幽默感的语言表述，正如鲁迅所说的“夹杂些闲话或笑谈”。如还是在《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中，雷蒙·威廉斯用了很大的一段文字批评旧金山的电视新闻节目：“公平地说，我了解旧金山监督委员会和政绩非凡的阿里奥托市长采取的每一措施。它促使我重新思考地区的和当地的新闻，以及所说的社区新闻。当然，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每天晚上，我在多数频道上都能看到的当地新闻是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三倍。这些当地新闻只不过增添笑料而已。演播室里有四个人，两个人报道新闻，一个人报道体育，一个人报道天气情况。气象预报员是嘲笑目标，这已成为惯例。例如，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首席新闻播音员讲话非常快，在所有的当地新闻报道结束之后，他就会说，‘接下来是由彼得报道天气预报——我跟你说，他的棕褐色皮鞋与他的领带非常不配。然后是法国大选，美元在国外仍旧受到打击，以上信息和其他情况的详细报道，请见继续播出的《新闻风景线》。’这种‘继续播出’公式值得注意，因为他纯属子虚乌有：就像《等待戈多》的结尾那样。《新闻风景线》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他们即将插播商业广告的时候，才会‘继续播出’。但节目最后返回气象预告员那里，他面前有气象图和标志，可是每次在他张嘴说话之前，就开始调侃他的领带和棕褐色皮鞋，在剩下的极短时间内，他迅速地预报完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你简直不知道他是否预报了龙卷风。碰巧，今年冬天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非常古怪，下雨的时候比往年多，以至天气预报结尾的说明文字经常是‘做事无碍?但要带伞?’。一天晚上，一个气象预报员打破常规，对异常天气的议论很见才智，很能使人增长见识，演播台后面其余三个人的脸上露出了被逗乐的表情。”这么好看的学术文章中的文字我是不能不整段引述下来的。其中显然有许多句子都带有“闲话或笑谈”的色彩。而更有意思的下一段的头一句话是：“简直烦死你了。”学术文章中运用这么情绪化的语言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我们的学者和专家们读了我的以上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也会觉得：“这哪像是什么学术文章啊？”因而我在此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还应该有点“余裕心”吧?我们的学术文章，为什么非要全都做得那么令人望而生畏呢？虽然有些文章就是写给专家们看的，而专家们就不能看点轻松好读的学术文章吗﹖《电视与权力》这样的好书，大概是谁都愿意去读的。
当然，《电视与权力》这本书毕竟还是属于学术批评一类的理论专著，所以，它无论如何不能完全写成散文随笔。它的根本任务还在于必须提出严格的与深入的学术观点，并发表独到的理论见解。否则，它也就会流于调侃而完全失去学术品格和学术价值。《电视与权力》中的作者们对此把握的是恰如其分的。他们主要是把那些学术观点和理论性主张，十分巧妙地渗透和穿插在那些叙述和描述性的语言当中。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用叙述或描述性语言来阐述和表达他们的学术观点的。其中的学术观点和形象叙述乃至“闲话或笑谈”往往是水乳交融的。如帕特里夏·梅伦坎普的《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伊德》一文，从一开始也是侃侃而谈：“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和大的无线网相关或者为大的无线网所拥有的电视台，为了拼凑白天的节目，重新启用一些电台的老演员、老套路、老节目。杂耍和电影为无线电和电视提供节目，这两种家庭娱乐媒体胃口很大，二者都利用声响，在飞速发展的郊区有很大市场。它们通过商业炒作，拼凑起智力测验、新闻、音乐、杂耍、摔跤、拳击、时装、烹饪、情景喜剧等节目。两种媒体对认真编排的故事并不欣赏，只是一味迎合观众和赞助人的口味。电视在当时成了（而且继续成为）社会生态，年复一年，不断重复老节目，重新制作老节目。在五十年代，电视成为全家人在起居室一起观看的家庭娱乐，电视频道控制在父亲手里。电视机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房顶上的天线显示了主人的经济实力，邻里夫妻被邀请来共同观看。”这里已经在对事实的叙述过程当中，几乎是不露声色地和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关于“社会生态”、“经济实力”等学术性观点。并为后来的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和学术分析提供了基础和起点。因为本文毕竟是关于“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伊德”等问题和关系的分析与研究的，所以，文章在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剧情和对话之后，在第一节的最后是这样表述的：“当然，乔治和大部分情景喜剧里的男主角一样，最后一笑是属于他的。这是通过笑来进行遏制——这放松的一笑把妇女困在了家里，而不是‘解放’了她们。因为，照弗氏的理论，笑可以使说笑话的人、听笑话的人都得到解放。虽然无意义的笑话很可能出格?尤其是从男人嘴里说出?，但如果说笑话的是女人，情况就不同了，就像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观众一样受到乔治的算计、压制。摄像机、镜头编辑都跟着他转，他是丈夫、电视评论家、单口相声演员、妇女心理医生、百依百顺的父亲兼演员。……因此，整个节目和女观众、女喜剧演员之间有个矛盾。女观众、女喜剧演员受到双重的束缚——女性同时作为喜剧的主体和客体，而不是弗氏关于笑话模式里的对象。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据我看，现代批评方法尚无法加以解决。”理论观点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
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说到底决非简单的文章写作方式问题，它归根结底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等基本特征。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意识结构当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观念一向非常浓厚。这往往导致人的心理狭隘，思考问题和进行某些决策时习惯于急功近利。所以，我们的文学艺术，总是容易被看成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总是容易被强调为“有用之学”。至于学术文章的写法问题，也就必须是严格合乎规范，表述上必须完全是学术性语言，四平八稳、中规中矩，这样长此以往，大概就会越来越缺少“余裕心”了。这是我们应该从《电视与权力》这样的学术著作中得到的重要的思想启发。
《电视与权力》作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先锋译丛”中的一种，其意义当然决不在于以上所指出的论述方式上的别致和独特，其更“先锋”的思想的和学术观点上的内涵就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电视与权力》，王逢振主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１３．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