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到了英国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商务版中译本，令我喜出望外，立即购买了一册。欣喜之余不禁又产生一些想法，边沁的这本书是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必读的名著，却直到一个多世纪后才有了完整的中译本，这难免让人有些感慨，虽然这种情况早就不让人少见多怪了。
西学东渐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了，拿来主义、学习与借鉴的口号也提了不少，可是我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真正又有多少呢？尤其是了解、学习西方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的西学名著还没有得到系统、完整、准确地翻译与传播，其他的各个方面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其他领域的情况不容我置喙，我只就我所熟悉的政治学名著谈一点看法。
仅就二十世纪之前的西方政治学名著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把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框架或者说形成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全部翻译成中文。比如西方法律学说的开山之作柏拉图的《法律篇》，除了零星的片段，至今无完整的译本（当然它已被纳入已故西方哲学史家王太庆先生主编的《柏拉图全集》的翻译计划之中，具体的翻译出版情况不得而知）；圣奥古斯丁最著名的政治学著作，也是基督教神学经典之一的《上帝之城》，据我所知，直到最近才由商务印书馆约请有关学者从英译本移译；马西略的《和平的保卫者》且不去说它；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然已有多个译本，但是他的另一部从政治理论角度来看更重要的著作：《论李维前十卷》却没有中译本。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论文出来，除了很少参考英文的，所依据的《论李维》都是其他一些政治理论书籍中的二手材料，所以这些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博丹的《国家论六卷》、格老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都是近代政治学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战争与和平法》还是国际法的发端之作?，它们在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同样没有中译本；另外像Ｔ·Ｈ·格林这样的重要政治哲学家的著作竟然没有一部翻译过来，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至于其他一些地位稍次但决不是不重要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如波利比阿的《历史》，鲍埃西的《论自愿奴役制》，阿尔色修斯、普芬道夫的著作，霍布斯的《公民论》，贡斯当的《立宪政治教程》等都没有翻译过来。此外，像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名著的中译本也都是近两年才出版的。?何兆武先生在１９９３年的《读书》上提到《法国革命论》即将由商务出版，结果却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１９９８年商务才出，不知是何道理。?就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当代政治学、政治哲学译著也还有大量的著作可以挖掘。
除了名著翻译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名著重印重译的问题。比如萨拜因的名著《政治学说史》虽然在八十年代就翻译出来了，还重印过一次，但其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不妨修订再版；密尔的《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还是在１９６２年出过唐钺先生的译本（当时以《功用主义》为书名），至今未再版，而这本书的伦理学、政治学价值自不待言。而我们知道在日本，每本西学名著不但都有译本而且往往有多个译本；再如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狄骥的《宪法论》、１９６２年版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１９６４年版马利坦的《人与国家》和弥尔顿的《建立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五十至六十年代拉斯基的著作以及《费边论丛》等都有必要再版或重译再版。
这里我绝对没有忽视翻译工作者以及出版机构在这方面所付出的辛勤与努力的意思，像何兆武、朱曾汶、马清槐、杜汝楫等前辈翻译家，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学术积累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敬意，而且我也深知此类西方古典作品在译本、译者的选择，市场效益的考虑等方面存在的窘境和困难。我写这篇文字无非是希望有更多的翻译家、出版社、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来关心西学经典的译介传播，从而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吸收与借鉴，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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