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Ｃｏｎｆｕ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ａｔｅ）第三卷第三部分“历史的意义”的开篇，以他特有的语调为中国业已逝去的传统定下这样的基调：“在普鲁斯特?Ｐｒｏｕｓｔ?的‘序曲’中，主旋律时而高昂，时而低沉，起伏不定，直到最后从衬托它的合奏中旋出一个长叹的音符音乐进入主题。遗憾的是，此类音乐，或像它一样的别的什么东西，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但是，主题还在，人们期待复述那些早已逝去的东西——（像读者一样）期盼着它重新出现。”?第３３４页?在这种感伤的、旋梯般的描述背后，隐匿的是这样的历史事实：自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截然相悖的两种文明的交锋，在“天朝”的废墟上，中国面对着一种似乎是避无可避却又无可奈何的结局：历史的巨轮深深压在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的车辙里。这种交锋，用列文森的老师费正清的话来描述，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一章导言）如果说，此前列文森在另一部著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试图通过梁启超面对“历史／价值”的张力时的思想状况，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在“情感／理智”上的矛盾；那么，《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则更彻底全面地体现了列文森这位“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洞见。这位韦伯“现代化”观念的虔诚信徒，尝试着用饱蘸个性色彩的笔锋，拨开萦绕在中国近代史上诸如历史／价值、传统／现代、保守／激进、东方／西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重重迷雾。同时，在对儒教文化的内在特征的解读，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导向以科学理性为价值内核的现代社会的必然性的探讨上，列文森的这部著作也与其他一些汉学家的思路拉开了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近代中国面对的这种历史与价值的现实张力，毋庸置疑地构成了列文森在现代性视野中观照中国儒教传统并剖析其现代命运的思想参照系。如同史华慈指出的，列文森精确地意识到，某一民族、某一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将否认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失。一方面，由于在近代史上，儒教中国与现代性的对接是在殖民主义者用剑与火打开的局面下展开的，因此，中国社会本身就本能地包孕了抵抗殖民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内涵。在情感上，人们现实而深刻地体会到了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导致的新的意义上的“礼崩乐坏”和“王纲解纽”。这正如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时所说的：“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挤压，而已消沉于不知不觉间……”因此，在这种社会巨变的背景下，“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就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个别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痛苦，而上升为传统大厦倾圮时，覆盖在集体心态上的巨大而沉重的阴影。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抵抗与批判，事实上并没有截断儒教中国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逻辑链条。相反，更耐人寻味的是，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现代性是一个全球现象，它对儒教中国所造成的危机无法也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的语境中加以彻底克服。它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随着西方文明网络逐步进入中国社会纵深，从高踞权力金字塔之巅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到民间的先行者们，已经渐渐从理智的层面对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他们将西方文明作为反观儒家传统的三棱镜和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的催化剂。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不难看到，置身于这个充满悖论与内在紧张的时代语境，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张之洞、孙中山还是陈独秀，他们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思想政治变革，都没能走出传统的迷宫。究其本质，无一不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钢丝绳上，充当小心翼翼的平衡器。
于是，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呈现出现代性视野中儒教传统的复杂变化。全书三卷分别以“思想承继性问题”、“君主制衰亡问题”和“历史意义问题”为题，正是从思想、政治、历史三个维度整合“历史／价值”的观念框架。在倍受学人称赞的第一卷中，列文森通过梳理中国近代早期思想文化状况与近代突变的中国文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诘问：中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涌现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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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特别是第一部分）的论述，充分证明了人们对列文森的评价：具有异乎寻常的美学感受力和鉴赏力。列文森较好地把学术史、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他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在理路的开掘重心放在艺术，特别是中国绘画上，试图借此说明：较之以理性化与专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精神，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支配下的中国的社会中人，在他们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其职业却寓于他们那些没有任何专业化的职业之中。他们是全整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第１６—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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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与众不同的视角，让人想起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部同样优秀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艾尔曼关于从理学到朴学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做法，而是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演变过程。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的讨论，力图透过行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兴盛与危亡。这一研究跨度相当大，不仅在时间上要上溯到乾嘉时代甚至宋明时期；而且，在空间上，还要试图沟通学者的职业化、江南书院、藏书楼、出版业，以及当时学术交流的网络，力图在对一种区域性的社会角色的互动的研究中，形成具有研究者自身特色的“哲学的框架?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因此，有学者认为艾尔曼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新文化史”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年鉴学派的方法论与崇尚主观思辨的哲学家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念的结合。其特点是强调通过对研究对象全面的把握、互动的思考，从而得出个性化的历史分析与评价。虽然列文森的这本著作受主题所限，回避了在现代性视野中对地域文化给儒家传统的影响的探讨，但从大处看，仍不难辨出这一思路的痕迹。难怪哈默尔要质问列文森：你所关注和表达的，究竟是个人的观念还是历史的真实﹖?代译序，（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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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列文森用一串排比的连用，阐明了他眼里中国儒教传统向现代专业化社会转变中的内在困境。但从全书看，这一韦伯式诘问显然还不是列文森在本书中需要提出的中心问题，至少不是它的全部。与之相比，第一卷第二部分对从折衷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脉络的铺展，以及第二卷中对君主制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作自我调整时展示的静态逻辑的分析，更能体现列文森在现代性视野下对儒教传统独具魅力的全面审视。比如，在第一卷第二部分中，列文森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当儒教传统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的种种微妙变化，细心地写出了历史巨浪中的微澜。最初，受强力与不情愿的感情的驱使，传统主义者试图通过延展儒教的观念，使西方的观念获得表面的合法化，并以一种中西调和论占据中国思想史的位置。在随后的被“体与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等关键词纠缠的福柯式的话语分析与论争中，传统被注入了新的价值，也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打开了更为广阔与复杂的文化图景。而到了本世纪初，民族主义者拆毁了儒教传统的最后的樊篱，民族主义本身也在传统的自我否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正如列文森本人所言：这种民族主义者所持的传统主义与旧式的儒家的传统主义不同，它不是绝对的传统主义，而是相对的传统主义和浪漫的传统主义?借用曼海姆对伯克和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后欧洲其他一些人的浪漫主义的评语?，它是对那种有计划的反传统的“进步运动”的一种自觉的深思熟虑的逆向运动?第１１１页?。至于李大钊、陈独秀们手中高扬的共产主义大旗并实现最终的统治，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能以一种博大的“理性策略”与“情感信奉”以及更加强大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力量，兼容日渐支离破碎的传统主义：“在思想史上，一种消除疏离所产生的不适的革命努力，是通过革命以度过社会动乱，达到社会安定的努力之必然结果。”（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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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儒教传统是古老的，是指向过去的，但列文森在本书中展示的现代性视野却是崭新的，是面向未来的。不管是秉承“个人的观念”还是立足“历史的真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历史／价值的张力下，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以及它带给我们精神与行为上的重压。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也已为一些当代学者察觉，并获得较为完备的把握与诠释。雷蒙·威廉姆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的词汇》?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一书中的“ＭＯＤＥＲＮ”（现代）条目的末尾就附录了三个相关词，即ＩＭＰＲＯＶＥ（改进或改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进步）、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传统）。这就是说，现代不仅意味着比过去更好，而且它正是通过与过去（传统）的对立或疏离来确定自身的。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上。相对而言，传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本身也有漫长的变异过程与复杂的含义。在现代思想中，传统等概念不仅构筑了整体性的过去的形象，也支配了对现代性自身的看法。事实上，现代性的整个策略由以他者为基础的“反传统的传统”所塑造，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以上据《汪晖自选集》第６—７页）看来，等待着列文森笔下普鲁斯特“序曲”主旋律中的音符的，不会是任何既定的休止符。这些音符也许会在某一乐章中暂时性的销声匿迹，但不久，它就将以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从历史五线谱的另一端出现，并发出之前曾打动我们的、属于它们自己的响亮的声音，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健忘”（列文森语）的话。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新传统主义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版，２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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