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围绕学术评奖中出现的学术腐败问题，本刊第５期发表邓晓芒教授等的评论文章，激起学界内外的诸多反响。有学者强调指出，学术评奖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是目前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冰山之一角。又有不少学者相当痛心地指出，目前学术界严重存在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以至抄袭剽窃等等学风文风问题，正愈演愈烈，日甚一日，不仅毒化了学术氛围、败坏了学术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国际形象。我们还想指出，学术腐败不但在损害中国学术，而且在损害中国学术的承担者——学者的人格和良心。有如此腐败劣行的学者中，有人还要为人师表，以如此劣行而对自己，而对学生，其耻大焉，其罪大焉！
可喜的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在１９９７年初率先提出在学术研究中“改变片面追求数量的观念，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的精品战略后，北京大学也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７日明确提出文科学术精品意识。正如北大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所指出的：“如今，学术打假的呼声，开始不绝于耳。面对负面乱流，凡我北大文科同仁，皆应横眉冷对、拍案而起。首先，要从‘我’做起，北大人应有勇气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同时，抱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精神，以建设优良学风为己任，高举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旗，反乱流，出精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假如北大真的不负众望，在拒绝平庸、倡导精品方面，正心诚意，心口如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功德将善莫大焉。
为此，本刊特别发表北大何芳川副校长以及北大人文学部主任袁行霈教授、北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朱苏力教授在北大文科科研大会上的精彩发言（本刊略有删节）。同时，也配发《史学月刊》副编审周祥森先生对上述发言的专门评论。这些发言和评论，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本刊将进一步关注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与学风建设问题，欢迎学界有识之士踊跃参与讨论。
何芳川（北京大学副校长）
“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向我们发出的神圣呼唤。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同时也将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也会日益频繁、广泛。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将与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更多的接触、交融与撞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吸收外部世界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同时也要积极地拿出中国的精华成果，对外交流和积极影响外部世界。当今国际学术界各学科发展迅速，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会趋势尤为迅速，并向更深层面进展，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方法论不断涌现，研究手段日益更新。要拿出真正中国品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触及问题核心的过硬的成果，堂堂正正地与国际世界交流、交锋，特别是和国际一流大学的一流学者交流、交锋，赢得对方的尊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凡我北大文科的同事，均应牢牢树立精品意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理论、材料与资讯、外语等方面刻苦练功，以期在可比方面在与高手云集的国际学术界奥林匹克级的大赛中捧金夺银，为中华民族争光扬威，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我想，我校文科即使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吧！
“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这是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我们提出的神圣要求。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所提出的目标，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而世纪之初的“十五”规划，尤其要为此奠定坚实的基础。当前，我们国家正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整个社会正在经历某种结构性的震撼与变革。这是一场小平同志称之为“革命”的改革和巨大变化。这一巨变，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无比巨大的需求。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无比巨大的需求，正如极地的冰山，其大部分尚未浮出海面，还不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知。然而，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必须以一种前瞻的眼光，高度敏锐地观察、研究这座冰山，特别是它的海平面以下一部分，并积极尽早地做出答案，因为，一旦整个冰山露出水面，那时再说解决，就为时已晚，追悔莫及了。在这方面殷鉴不远，实应记取。
在人文学科方面，当今社会发展提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代，凝聚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魂。远而言之?在古代中国?中华优秀文化的代代传承?是我们民族魂魄的载体。多少惊天动地、辉煌璀璨、可歌可泣的事业，正是由这一民族魂魄撑起；近而言之，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以弱抗强，终于战胜侵略者，也正是由于民族魂魄的一口气在！如今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如果在民族魂魄上面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对于人文学科工作者来说，理应头悬梁、锥刺股，十载寒窗，发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将自己的人生抱负，名山事业，统统融进“精品”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魂魄的构建之中。
在社会科学方面，改革大潮正令我国方方面面如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日千里。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多如流星雨，需要我们的学者苦练内功，深入实践，直面种种难题，做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解答，为国家深化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并进一步升华为学科的重要理论。无论在人文还是社科方面，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有多少大题目等着大家去回答，多少大规划正等着大家去构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精品意识，不拿出一流、超一流的作品，我们北大文科将愧对时代和国家，我们北大文科人将愧对母校的代代先贤。
“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也是当今社会发展中各种负面乱流所警示我们的神圣职责。
无庸讳言，当今社会转型发展中，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在历史江河奔流澎湃之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是难免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且称之为历史大潮中的一些乱流吧。这些负面乱流，首先从经济生活中乘隙而生，因风乘势，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流播蔓延，逐步蔓延到教育界、文化界。学术，这一最圣洁的领域，国家民族的最后一块净土，也开始受到侵蚀。受到负面乱流的影响，一种浮躁之症在国内学术界游荡；赝品之风，早离青萍之末；平庸之气，也正侵蚀精华。如今，学术打假的呼声，开始不绝于耳。面对负面乱流，凡我北大文科同仁，皆应横眉冷对、拍案而起。首先，要从“我”做起，北大人应有勇气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同时，抱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精神，以建设优良学风为己任，高举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旗，反乱流，出精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汉代大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一种精神；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精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精神；明代张煌言“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是一种精神；一位红军女战士牺牲前“革命者流血不流泪”也是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传承着民族的基因，支撑着中华的基业。我们北大，也是有精神的。这精神融汇在我校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学术传统中。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面临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任务，我们更需要一种精神。在中央的直接关怀，全国人民的关爱与支持下，近年来我校教师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而且还会进一步改善。这使得我们出精品也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无论中外，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孜孜不倦，求知求真者多，求仁求义者多，而求财求富者少。我们北大文科同仁，理应在这方面争为天下先，发挥表率作用。
精品意识—金牌战略—亮点工程，是我校文科学科建设的主要思路。
在这方面，我们要倡导一种“开大船”的做法。所谓“大船”，是指那些将在国内学术界占领制高点，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能及时转化教学成果与国民教育成果的学科前沿课题，特别是那些跨学科综合研究，既有集体攻关，又能充分尊重文科知识分子个人劳动的特点，充分实现文科知识分子个人人生抱负与人生价值的重大课题。我们要用鼓励开大船的办法，实现金牌战略，做好亮点工程，将精品意识落到实处。
“春种秋收”，是今年我校文科建设思路的两个支点。
春种什么？种精品意识。到今年秋天，我校将要举办大规模的“北大文科论坛”，交流近年来我校文科最前沿的科研收获，并请我校理科、医科杰出的有成就的同事，来给文科论坛添光彩，报告他们前沿的资讯与收获，从而更加激活我校文科同仁的创新思维。我们还将举办“北大文科成果展”，检阅全校各院系的科研成果。我们呼吁全校文科各院系同仁行动起来，积极筹办今年我校文科的这一学术奥林匹克盛会。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做学问，聚精会神搞学科建设。全国高校文科正在万马奔腾，我们芳邻清华大学文科正乘建校九十周年的东风，在我们一侧疾驰。让我们努力吧！
袁行霈（北大人文学部主任）
讨论学术建设问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次大会所提倡的精品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创新，不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向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宣告和承诺。
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一些学者忘记了学术的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有的人甚至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的手段换取一时的名利。这简直就是学术自杀的行为！北大是一座神圣的学术殿堂，我们必须凭着学术的良心郑重宣告：在这里，恶劣的学风没有容身之地；我们必须郑重地承诺：在这里，不出赝品！
当然，宣告和承诺只是开始，学术建设是长期艰苦的任务，良好的学风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它体现在每一堂课上、每一篇论文之中。我希望这次大会以后，校领导随时注意学风的导向，切实引导大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也希望老师们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北大一贯的优良学风，以新的学术精品展现北大新的辉煌。
所谓学术精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能是振聋发聩之作，一时间不胫自走，洛阳纸贵；也可能在当时并未产生轰动效应，甚至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不管谁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都绕不开它，嘉惠后人，历久弥新。所谓学术精品，可能是高文典册，洋洋数百万言，体大思精，茹古涵今，堪称集大成之作；也可能并非鸿文巨制，却筚路蓝缕，起例发凡，具有开拓之功。所谓精品，可能是独辟蹊径，解决了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却指出了方向，启迪后人走向解决问题的目标。所谓精品，可能以理论见长，光腾万丈，笔扫千军；也可能以资料取胜，经纬百家，洞烛幽微。总之，学术规范是标准化的，学术精品是多姿多彩的。对学术的评价既要十分严格，又要不拘一格，要有足够的兼容性和宽容心。学术规范是共性的，学术精品是带有个性色彩的。符合学术规范是对学术研究的起码要求，但符合规范的不一定是精品。在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的情况下，应当努力建立规范，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追求的是与北大的地位相称的丰富多彩的学术精品。
学术建设要落实在创新上，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就因为北大是学术新潮流的源头，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仅就人文学科而言，１９０４年林传甲率先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史，１９１０年出版了被认为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促成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１９２０年鲁迅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１９２３年和１９２４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上下卷，从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北大发起的对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以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通史的风气。在北大建立的中国最早的考古研究室以及北大的考古学研究，推动近代考古学繁荣发展蔚为大观。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早在１８９８年就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了西学门径功用专题，１９０２年他又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亲自制定了译书局的章程，并提出全面规划整顿京师大学堂的建议，致力于培养精通西方语文和西学的专才。严复的这些努力，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以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充分说明北大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发挥的开拓作用，以及曾经有过的辉煌。
今后，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既包括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融合。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破除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门户之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鼓励学术的探索，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学科的开拓。在北大应当出现一批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新型学者，开一世之风气，领一代之风骚。只要校领导有眼光、有魄力，再有得力的措施，一大批新型的学者就有希望快些出现。
在学术建设的同时，要注意树立学术的气象和学者的风范。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每在于此。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北大的学术应当具有宏伟的气象，北大的学者应当具备大家的风范。北大许多前辈学者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气象非凡风范无边。形成这种气象和风范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以上三点不仅是构成学者个人气象和风范的条件，也是塑造北大整体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
风气，说到底是精神的外现。北大人文学部的老师们担负着弘扬人文精神的重任，我们愿意和其他四个学部的老师们共同努力，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北大的学术适应新世纪的需要，不断向前发展。
风气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我们留恋北大，并不是因为这里待遇高，论待遇我们不一定是最高的，而是因为这里的学术风气比较好，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我希望经过校领导的提倡和老师们的努力，北大成为一个风气更好的、环境更宽松的、更加吸引人的地方。
北大是人才荟萃之地，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整体优势，以博大的胸怀学习兄弟院校的长处，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世纪作出与北大地位相称的新的贡献。
厉以宁（北大社会科学部主任）
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自身的特殊性，有自身的规律。甚至同文学、哲学、历史学科相比，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有相当明显的区别的。当我们谈到科学研究中应当具有精品意识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有特殊性就可以抛弃精品意识，恰恰相反，这更表明树立精品意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经常同一些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接触，他们曾向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大体上有以下四个问题，它们是：
一、若干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都是最高领导层讨论和作出决策的，我们这些一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能起多大作用？在这样一些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上，不需要树立什么精品意识，即使有了也不顶用。
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由实践来作出，而实践的验证往往是滞后的，甚至会滞后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怎能根据某一项研究成果是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发表的，或根据眼前某些评论者的叫好或斥责来判断它是不是精品呢？
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精品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广泛调查，收集资料，论证分析，才能符合国情，而且这还需要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但按照现有的人力与财力来衡量，精品还远不是我们这些一般教师和研究人员力所能及的。加之，现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提升职称和工作考核，要看每年发表的作品的数量，这不是难以解决的矛盾么？
四、学科之间的交叉或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普遍，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例外。名副其实的精品的产生，或者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跨学科的训练，有不止一个学科领域内的较高造诣，或者需要几个相关的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这些都不是我们这样一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所能做到的。因此，出精品虽然必要，但同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的确是越来越难了。
下面，我想就上述四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仅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上，我们能不能有所作为？
在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确是由最高领导层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的研究方面，人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不是没有联系的两个层次，而是紧密相连的。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这些年内关于体制政策、经济发展战略、法制建设的研究，不都有广泛的学术探讨的基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加以丰富与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的是有创见的研究，有研究成果中的精品。在重大政策制定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在重大政策付诸实践过程中，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样为此提供参考和依据，以便使之进一步完善。
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是集中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智慧而作出的，其中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智慧。决策的依据是信息，信息来自多方面。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能彼此有观点上的分歧，这是正常的情况。但这并不否定每一项研究成果在决策过程中的意义，没有比较又如何能判断出正误，或正确程度？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能不能在研究中出成果，出精品，而在于研究者自己有没有出成果、出精品的决心和信心。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决不仅限于政策的研究。政策研究中可以有精品，也可能有平庸之作，甚至是粗制滥造的东西，而在政策研究领域以外，还有许多有待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要有杰出的、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都需要脚踏实地，勤于思考，勇于探讨，这样才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怎能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很难有作为呢？
第二，不能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的滞后而放弃对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研究本身。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进行本学科的研究的。具体地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而孜孜不倦地探索、分析。一个研究纯理论的人或研究历史课题的人，不一定不具有社会责任感，而一个研究应用问题、现实问题的人，也不一定具有社会责任感。有了社会责任感，研究者就勇于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会治学严谨，认真进行研究工作。这时，研究成果的验证滞后问题，也就不在研究者考虑之内了。出于社会责任感，他对科学负责，对人民利益负责，对历史负责。当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时，他将坚持自己的观点，社会责任感给他以力量。即使在以后，当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时，他会面对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同样是社会责任感给了他力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精品。因此，要树立精品意识，就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正是关键所在。
至于某一项研究成果发表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刊物上，这不是主要的。刊物的等级对评论者说来，只不过是一种参考而已。某一项研究成果刚发表时，可能无声无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也可能一发表就引起非议，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指责，甚至还使作者本人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也可能发表以后就受到外界的赞扬，被说成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责任感，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那么他不会过分注意到这种指责或赞扬，因为他除了懂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往往会滞后一段时间，甚至会滞后若干年而外，他还会冷静地思考：别人说我错了，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别人赞扬我，我的观点、我的作品是不是真的那么有价值？冷静的思考，有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因为受到指责或赞扬的作品，通常不是作者“关门之作”。既然今后仍要研究，那么在作品被外界关注之后就应当更加谨慎，也更有信心。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涌现优秀的成果，的确需要有不少投入，但最重要的投入是研究者智慧的投入。
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出优秀成果，也就是说，要出精品。为了取得这些成果，无疑需要有大量的研究经费。经费越充足，越能使研究工作开展得顺利。但相形之下，在各种要素投入中，最重要的投入是研究者智慧的投入。缺少了研究者智慧的投入，投入再多的研究经费，并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一定是优秀的。
研究者智慧的投入，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书读得再多而缺少独立思考，实际调查资料收集得再多而缺少独立思考，那就提不出新问题，也解决不了新问题，更谈不到开辟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或新途径了。所以简单地说，独立思考是创新的第一步。迈出这第一步固然不容易，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方面要争取有较多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要有独立思考。经费投入的多少，并不单纯取决于我们自己，独立思考与否，却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了提升职称和工作考核而追求作品发表数量的情况。单纯追求数量而不注重作品的质量，必然是一种误导，它使得许多教师和研究人员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从事深入的钻研，甚至连独立思考都顾不上。这个矛盾是需要解决的。如何解决，则应当听取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意见，从考核制度上着手，总的设想是：作品的质量是第一，而不要只看数量。
第四、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训练和知识结构的调整，重组交叉学科的研究。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在各门学科之间，已经出现并即将出现一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有些产生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领域内。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
由此涉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训练和知识结构调整问题。基础训练越扎实，越有可能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领域内作出研究成绩，知识结构的调整也越有可能性。要知道，知识更新的速度正在加快，知识废旧率也正在上升。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不断学习，这不仅是为了使自己不致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且更是为了能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新的成绩。
正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涉及跨学科的研究，所以要涌现精品，就必须在强调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调整知识结构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组织若干个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共同研究某一重大课题。单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协作的力量则比这大得多。在参加若干个相关学科的共同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每一个研究者既会感觉到自己为这些共同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更能从中学习到新的知识，知识结构的调整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以上我就当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想法谈出了个人的观点。下面，我想再就严谨学风问题说几句。
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学科的优势，也有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理应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成绩。我们要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要出精品。这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从进入北京大学算起，至今整整五十年。据我体会，严谨的学风一直是北大的特色。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北大的这一特色：严谨学风。学风不严谨，浮躁，急于求成，是出不了精品的。精品意识中包含了学风的严谨。
为什么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比较浮躁？可能是由于求成之心太急。求成之心太急，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为了提升职称的需要，为了应付某家出版社的索稿而不得不以“早日还清欠债”的心情来写稿，或者是为了赶任务，奉命而作不得不仓促上阵，仓促收尾。急于求成，必定浮躁不定，也就很难保持严谨的学风，更谈不到出精品了。我曾经对一些青年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说过：要勤于思考，要脚踏实地，研究起步时，宁肯步子稳一些、慢一些，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这样更有利于将来的成长。只要循着这样一种方式前进，出研究成果时，必然是以质量取胜，而且，今后将会涌现出一批成果，而不只是孤零零的一项成果。一部研究中的优秀成果，胜过若干部平庸之作，而同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就更无法相比了。
这就是我对我校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希望，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朱苏力（北大法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学界关于以学术为业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自己这些年来也还算努力，常常感到很累，尽管并不完全是为了学术，也曾想到职称以及职称背后的房子等，想到虚名。夜半人静时，也会感到心虚。因此，在这里，我再表什么态，实际上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还不如自己暗暗的做点什么，能做就多做一点，做不了就少做一点，大面子上亮的过去就行了。坦白地说，我常常想给自己在学术上留条后路，话说过了，将来很难下台，狡兔三窟嘛！
但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学术的市场。尽管我是１９９２年才加入北大的教学科研行列，仅仅九年，但我已深深感到，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学校，正经历着或已经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教学型大学向科研型大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和国际接轨的。这个转变已经使得北大、使我们法学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科研，重视创新，重视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不是如同九十年代初，那时人们还往往以编写教科书为主，以介绍外国或他人的研究为主。我们亲自经历了，事实上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推进了这一转变。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日益良好、竞争日益加剧的学术市场。
如果说当年我们急切盼望着这个转变的到来，今天，我们也感受到这种转变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更年轻的一代学者正在迅速成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抄袭”、“粗制滥造”、“学术腐败”等并不都言过其实的学术事件都在表明这种竞争正在加剧。在法学界，一些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很平常甚至会被认为“好”的现象，例如不断的自我重复，如今已经受到了学者的鄙视，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了。“不发表，就死亡”这个国外的学术铭言正在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我们每一个在大学任教的教员的生活。我们在继承、创造和改造这个学术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在被改造。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一进程中停步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要求我们发表，而且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精品，遵守更严格的学术纪律，提出了更高的学术标准。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学术生存的敏感。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尤其是在北大，尤其是在正争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甚至是否愿意，我们事实上都承担着一个历史角色；而在我们每个北大学者心目中，不论是否公开承认，也不论我们个人能力大小，我们都认为北大在国内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并且希望北大在世界上扮演着一个创造中文学术世界的重要角色。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们有责任总结我们的生活、提升中国的经验，贡献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有我们的比较优势，即我们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历史变革，以及这种境遇给我们带来的学术敏感。我们应当、而且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提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地位。我们必须、而且也有可能创造出一些学术的精品。
什么是学术的精品，这在今天很难判断。因为，在我看来，学术的精品是通过社会的长时段的公共选择最终确定的，因此，学术精品的创造最终是由社会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可以无所事事。我们还是可以有所追求的。我不想说什么严守学术道德和遵循学术规范这些东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起码的做学术人的规范；我想说的只是，在研究一个问题、写作一篇论文时，我们至少应当想一想，我们的研究是否对知识有些许的推进，是否有一点点新意，是否以学术的进路回答了一个他人没有回答或他人的回答不如自己精巧的问题。我们必须反对重复，不仅是重复别人，而且要反对重复自己。我并不反对为了影响社会实践而以宣传的方式重复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以“学术”的招牌重复自己。我们必须区分学术论文与杂感、随笔、报刊文字，我们必须理解学术专著与教科书、与资料汇编（哪怕是以学术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区别。我们必须争取“不悔少作”。我们应当争取自己在晚年编文集时（如果可能的话），发现自己很少自我重复的文字，文字经得起考验。我不反对高产出，但我们目前更应当注重精品的高产出。今天，有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已经开始以千万字计了，我只是怀疑其中有多少不重复的文字？
追求学术的精品是个人的事业，也是社会的事业，是学术共同体的事业。因此，我总认为，为了学术精品的创造，我们不仅需要学术批评，而且需要严格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不是学术评奖，我历来不大相信学术评奖，尽管有时出于种种虚荣或任务我也参与了，一旦没有评上奖，还会很不舒服。我们都有人的弱点。但我也知道，许多（如果不是任何的话）奖励，除了自己记得，恐怕有时连评委都不记得。因此，我说的是学术的批评。这是学术精品产生的前提之一。没有学术批评，许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就会堂而皇之的进入学术界，凭着其国家项目、重点学科或其他名目至少在短期内会欺骗一些读者，欺骗一些学生。没有学术批评，许多好的思想、洞见可能会“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较长时间被淹没，甚至永远地被湮灭。没有学术批评，许多思想的萌芽很难深入、拓展，很难开花、结果、乃至硕果累累。没有学术批评，学术思想的垄断、僵化也很难打破。
我说的是学术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学术标准；反对各种形式的非学术干扰，包括用中外经典学者或政府决策或西方的做法本身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反对用社会流行、时髦、招摇过市作为评判的标准或唯一的标准。反对以个人的社会道德来作为学术的标准，反对“文如其人”、“学问拼到最后就是拼‘道德’”的说法。我认为，这种用道德（实际是政治的）的优势替代学术优劣之评价的进路是妨碍学术和知识发展的。请注意，我不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不重要，认为可以不讲师德；相反，我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这只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评价，而不是对一个学术人及其学术成果的评价。
我说的还是严格的批评。严格，说重一点，是包括了出于门户之见的批评，包括学者间因为个人间的误解、偏见发生的学术上挑剔，只要这种挑剔是学术的。因为，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学术批评和挑剔，也能如同看不见的手构成一种制约，最终促成产品的完美。正因如此，学术自由，包括批评的自由从总体看来是学术发展、学术淘汰的唯一的强有力的机制。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学术人可以做到的，并不很高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努力来推进学术精品的产生。
我还想说，甚至我们不应当害怕出错或失败，不要总是希望随大流，跟上所谓的学术潮流。创新其实必定是孤独者的事业，其中绝大多数还必将以失败告终。这些年来，我自己就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有许多在我看来都是误解、甚至是错误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劝告我是否可以修改一下自己，减少一些批评。我也不是没有过犹豫，但最终我还是铁了心，不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甚至不打算过多解释自己。我觉得，学术当然要追求正确，但也要敢于为自己的学术错误作证，哪怕是为其他学者或后备学者树立一座告诫的界碑。因为，即使是个人的错误，对社会也仍然可能是一种财富。只有我们每个学者都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才可能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说实话，即使个人错了，又能怎么样？！我们这些人从事学术，是知识分子，但并不因此上帝就给我们发了保证，我们的见解就一定正确。其实，我们这些学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太多其他本事的人。我们不会当官，尽管有时我们会被赶着鸭子上架，包括一些在座的学校领导，也是如此。我们不会挣钱，尽管我们渴望生活更优裕一些。我们甚至不大会同学界以外的人交往，尽管今天我们常常不得不求人。但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只能用我们的学识、见识、洞识在这个市场上交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做得更好一些。学术的精品应当成为的我们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是我们的追求。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我常常感到累、感到压力，有时甚至想急流勇退；但是，我多少有点不甘心。对于我们这一代如今已经人到中年的学者来说，也许我们的学术事业由于“文革”的限制，不可能非常辉煌。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北大这个校园里，既然我们生活在中国，既然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或上半叶，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时空中用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创造我们生命的辉煌，哪怕我们个人生命的辉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仅仅是萤火虫的光亮。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些已经有了白发的人至今被称作学术中青年，但在此，我还是想向更年轻的一代学者说几句话。大约三四年前，我就多次同一些同代朋友和更年轻的学者说到，如果不继续努力，我们这一代学者将在五到十年内从学界消失或事实上从学术中消失。今天我仍然这样相信，并且很不甘心地这样期盼。首先是期盼，因为，我们知道，就学术作为一个事业来看，是一个传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为了学术的事业，更年轻的一代必须超越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也相信你们由于种种比我们、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更优越的条件也一定会超越我们；为了中国的发展和赶上发达国家，我也急切期盼着学术和学者的更新加快，必须加快。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也还不甘心，我们还会努力。因此，不要认为年龄会使你们自动拥有了超越我们和我们的前辈的一切必备条件。说到底，你们必须用你们的努力、用你们的学术精品把我们打败。我们既是同事也是对手。我们不会主动让路，我们不会乖乖下台，我们不会轻易缴械。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最终将退出学术舞台，而且为时也并不会太久；但我们还是铁了心准备“负隅顽抗”——通过我们的学术来进行顽强的抵抗，直到打得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要记好毛泽东同志的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可是准备好了！
周祥森（《史学月刊》副编审）
新世纪第一春的４月２７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北大高中层领导何芳川、袁行霈、厉以宁、朱苏力、程郁缀等教授，围绕文科学术精品、学术创新、学术批评、学风建设等时下重大的热点问题，作了精彩的发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分子，我读了他们的发言之后，有一种热血沸腾和面临巨大挑战的感觉。毋庸否认，北大诸位先生的讲话，确实很鼓舞人心，很让人激动。他们的讲话，让我们看到北大文科重振雄风还是有希望的。
之所以说北大文科是有希望的，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北大高中层领导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有着准确的把握。
北大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同时也将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何芳川讲话）在开放的、竞争的世界，对于学术重镇北大来说，不出学术精品，非但不能走向世界，且也无以立足。显然，北大领导层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某种生存危机，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挑战。有了危机感，就有了奋发进取的动力。
北大领导层也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整个社会将“经历某种结构性的震撼与变革”，将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历史巨变。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将面临目前还无法估量的巨大挑战与机遇（何芳川讲话）。
正是为了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北大领导层审时度势，吹响了嘹亮的号角：“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
第二，北大领导层对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有着深刻的洞察。
对于国内学术界的现状，北大领导层敢于承认：游荡着“一种浮躁之症”。“赝品之风，早离青萍之末；平庸之气，也正侵蚀精华。”（何芳川讲话）许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术界，各种媒体揭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抄袭”、“粗制滥造”、“学术腐败”等学术事件也并非言过其实（朱苏力讲话）。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切合实际的。
也许，对于北大领导的这些言辞，人们不会感到陌生。但是，从自诩为学术“领头羊”的北京大学的高层领导口中说出，实难能可贵。而且，其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将是非同一般的。它至少表明，北大已准备加入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现象的斗争行列了。有了北大的加盟，一直由少数人微言轻的学者苦苦支撑的学术打假、学术反腐斗争，势必将逐渐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洪流。在学术反腐斗争的征途中，有了北京大学这一榜样的力量，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特别是那些像北京大学一样已有学术丑闻被有关媒体揭露出来、而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高峰攀登的高等院校——继起效仿。如是，少数人的学术反腐事业将发展成为国内学术界全体学者踊跃参加的群体性事业。
第三，在北大领导层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一点在厉以宁先生的讲话中体现得尤其充分。厉以宁先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可以出精品的。从这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学术为济世之器、以学术为为政之道的优秀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进行本学科的研究的。具体地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而孜孜不倦地探索、分析。……有了社会责任感，研究者就勇于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会治学严谨，认真进行研究工作。”（厉以宁讲话）在北大领导层的身上，为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而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意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而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意识，是多么鲜明，多么自觉，多么强烈！
第四，北大领导层对于文科学术精品生产之难有一定的认识。
北大领导层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精品之难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们认识到了：文科要出精品，必须遏制不良学风；必须开展严格的学术批评（朱苏力讲话）；必须“注意树立学术的气象和学者的风范”；研究者必须“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胸襟博大，品德清高，“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袁行霈）。他们更认识到了：“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自身的特殊性，有自身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出精品，不仅需要有经费的投入，“最重要的投入是研究者智慧的投入”；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基础训练，必须注意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要不断学习”（厉以宁）。一言以蔽之，文科要出精品，研究者需要有沉潜的工夫，需要有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
但是，在激动之后，我还是看不出北大文科精品的希望究竟有多大。如果说我对北大文科希望有多大，那么可能对北大文科的失望也就有多大。
第一，北大领导层的讲话，浸透于其中的依然是学术的功利性，而且不乏浮躁的气息。
在一篇史学评论文章中，我曾经说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产品，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模式，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甚至大规模批量生产。它必须经过研究者相当的知识储备、理论酝酿、方法论的创新等，才能生产出来。文科精品的生产尤其如此。一件学术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它是否就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精品，不可能是一次学术评奖活动或发表该学术产品的刊物的等级可以一锤定音的，而是必须经过社会实践、历史实践反复验证方可定谳的。如果说文科精品是芳香宜人的美酒佳酿，那么研究者就如同是酿酒师。对于那些必须存放三五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为极品的佳酿，酿酒师是品尝不到自己亲手酿造出来的美酒的。同理，文科学术精品的生产者，如果他／她的学术产品最终被证明是一件精品，那么很可能是在他／她见马克思之后。但是，北大的领导层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和清醒的认识。
“春种秋收”之说即是明证。四月份种下精品意识，便指望几个月后的秋天就能有“最前沿的科研收获”，这不显然是操之过急吗？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北大的领导似乎是在用两张嘴说话。一张嘴说：“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做学问”（何芳川讲话），“学风不严谨，浮躁，急于求成，是出不了精品的”（厉以宁讲话）；另一张嘴却在说：“到了今年秋天”，北大“将要举办大规模的‘北大文科论坛’，交流近年来我校（北大）文科最前沿的科研收获”，“还将举办‘北大文科成果展’，检阅全校各院系的科研成果”（何芳川讲话。从有关报道中可以获知，北大社科部的有关领导也谈到了“北大文科论坛”的举措）。用这种依然极其浮躁的心态来搞北大文科精品工程，其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是颇让人怀疑的。
第二，对于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现象，北大领导层只是满足于口头上的挞伐，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北大决非学术界绝无仅有的一块净土。从有关媒体报道可知，北大同样有不少学术丑闻，。但是，无论是北大诸领导的讲话，还是关于这次誓师大会的新闻报道，我们看不到北大对学界窃贼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严惩措施。如果北大文科真正想出精品，那么，在“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如此重要的大会上，就应拿出杀一儆百的决心和“知耻而后勇”的勇气，当众宣布对已经揭露出来的北大学术匪盗执行严惩。如是，不仅可以对北大文科全体教师，甚至于对全国文科教师都将起巨大的震慑作用；不仅可以让人看到北大文科确实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可以让人看到北大人反对学术腐败的真正决心。也惟有如此，北大文科才可自称是全国文科的“领头羊”，也才能成为“领头羊”。如果说容忍学术腐败分子体现了北大学者“不攻人短”的“大家风范”，那么打造北大文科精品到头来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话而已。
惟有对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分子实行严厉的惩治措施，才能使学术界的投机取巧之徒、抄袭剽窃之辈无机可乘，无迹可遁。亦惟其如此，才能整肃学术风气，严格学术纪律；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也才真正有希望。
第三，对于如何产出北大文科精品，北大领导层好像没有什么有效的新举措。
读北大诸位先生的讲话，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实质性的施政方案，来推动北大文科多生产学术精品。“达敏”先生的报道《“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侧记》，提到了社会科学部领导在讲话中举出的三项举措：“一是组织秋季文科论坛。二是加强学术规范。三是加大表彰力度。”除了第二条外，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如果北大文科依然依靠多拿项目、多设奖励、“加大表彰力度”，诸如此类已经被实践证明不仅不能推动学术健康发展、相反有害于学术进步的举措，来推动北大文科精品的“生产”，那么北大文科还是没有多少希望可言的。
为“将精品意识落到实处”，北大领导提出了“金牌战略”、“亮点工程”的文科学科建设思路。这不由使我联想到一些政府官员的施政行为。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自己的任内做出“辉煌政绩”，大搞短平快甚至立竿见影的建设项目。例如，今天拓宽一条街道，明天拆毁一片房屋，后天新建一片商品房，以致有的市领导被百姓戏谑为“拆迁市长”。因为拆迁这项工程，最能显示领导的“政绩”，收效也最快，尤其是可以假“为人民谋福利”之美名。一个具体的事例是：某省负责电信事业的领导风风火火扬言要建成全国最大的宽带网，春节期间敷设宽带网线路管道的工人顶着寒风大雪干活，新闻媒体也大事宣传。如此一来，这位领导“政绩”便有了，政治资本捞足了，于是乎，升迁到北京做官去了。而该省的宽带网只留下楼道里空空如也的线路管道，三月底建成“全国最大的宽带网”的诺言，只有到猴年马月才能建成了。结果，该省网民们空欢喜一场。
北大领导的“金牌战略”、“亮点工程”，我不知道“金牌”、“亮点”是如何界定的，更不知道这“亮点工程”是否果真就能产出文科精品。我只知道，从我所从事的历史学来说，那些被历史实践证明是名山之作的史学精品，并不是一诞生就以“精品”身份示人的，而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才为后人认定的。留传到今天的史学精品，没有一件是什么“战略”、什么“工程”打造出来的。在学术大师辈出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似乎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几乎每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都制定有某某学术发展战略或工程的。因此，所谓“某某战略”、“某某工程”，实类似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施政行为，只图领导有“政绩”，不管百姓无端受折腾。如果北大领导寄望于这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花架子举措，那么可以预测：北大文科精品只是一场美丽的梦。
我并非北大学子，更非“北大人”，以上言论大可看作是“淡炒萝卜咸炒心”之作。但北大有我大学的校友，更有我钦佩的学者。所以，我真诚希望北大成为中国文科精品如泉一般涌出的圣地，希望北大文科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科“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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