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体制内外

大概是赶上了千年与世纪之交的缘故，这几年，有关中国未来走向的宏大话题以及冠之以《××中国》或《中国××》的著述很多，足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历经了历史上政治运动的打击以及当下市场经济的消磨后仍然不死。所以，每每面对这样的著述时，我都会对著述者油然生出几分敬意。
　　
　　刘德福先生的《思考中国》一书，是诸多类似著述中的一种。面对此书，除了一样心生敬意之外，我却萌生了说些其他想法的念头。
　　
　　坦率地说，这也是受一位师长的诱导。就是这位师长向我力荐刘德福先生《思考中国》一书，而且在电话中还说：“这是一本体制内的学者写的书。我觉得，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学者应该相互沟通，所以，我向你推荐这部书。”
　　
　　其实，我不是什么体制外的学者。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谁最先给中国学者划分开“体制内”与“体制外”。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人距离政治决策中心自然有远近，每个人的意见对决策的影响程度自然也有高低。但我想，划分体制内外除了从这种距离远近考虑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考虑呢？
　　
　　正巧，我的另一位朋友房宁先生——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体制内学者——半个月前曾传过来一篇妙文，题目叫做《感觉像在飞》，文中深切地表达了对当下中国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脱节的担忧。他写道：“如今通行于正式场合的许多话语，已经脱离了现代汉语约定俗成的语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表述方式上发生了隐语化的嬗变。坦率地说，许多官样文章读起来满篇皆是“外交辞令”，有些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式的理论暗语。不用说普通百姓，就是所谓专家也常常被搞得一头雾水；而活跃于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口头的“民间话语”与党与政府的“官方话语”日益脱离。“官语”与“民语”本应有些区别，但如果差别太大，甚至背道而驰，官方话语，或者说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就不能反映社会心理与大众情绪。不能实际地整合与提升人民的精神、思想与情绪，使之精致化、系统化，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的形式——官方话语，自然也就只能漂浮于空中了。”
　　
　　房宁先生这番话，也很恰当地表述了人们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套话语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之所在。正因为不少距离决策中心很近的学者长期以来眼光朝上，形成了“八股”的表达形式，而且又缺乏鲜活的思想，使他们的话语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而相反，另一些距离决策中心较远的学者，他们的表达形式与思想往往因为植根于生活与民众，所以，更能引起人们在阅读时的会心。
　　
　　新近一期《战略与管理》上载有我所敬重的另一位学者李书磊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的点评，题为《再造语言》。作为一位被刘德福先生称为“马列公园”的中央党校文史部负责人，李先生应该算是十足的体制内学者了。在此文中，李先生也说：处于“思想文化体制的边缘”的、“作为社会文化的学院文化与大众文化已经摆脱了党八股的程式与语言，呈现出相当活跃、相当丰富的状态”，但处于“思想文化体制的中心”位置的“各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常常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大报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苍白贫乏，欠缺文采，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话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这里虽然用的是“中心”与“边缘”，其实就是人们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
　　
　　然而，在粗读完《思考中国》一书后，我第一感觉是，不能用上述看待“体制内”某些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刘德福先生。的确，刘先生是体制内的人，不仅身居高位，而且直接从事的是意识形态工作，按常理，一个在官场浸淫日久，与八股文打交道时间很长的人，写出的文章也一定是“四平八稳”，“每一句话都正确，但每一句话都是重复的话”；但没想到刘先生的文字绝对不是。去年，我常听一班被社会视之为“体制外”的学者们说，《光明日报》上有一篇《落日的辉煌》，是多少年也没有看到过的“体制内”的好文章。这次一翻《思考中国》，才知此文章的始作俑者是刘德福先生；以前还听说过，有人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看成后封建主义，并认为有三大任务，其中第一条任务就是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从专制社会转向民主社会；从臣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从一元社会转向多元社会，从《思考中国》中才知也是刘德福先生的主张；此外，也是在这次翻读《思考中国》一书中，我才知道，在体制内第一次或较早超前性提出诸多重大命题：如“破除姓社姓资思维”“回到马克思，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发展三者关系”、“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上百年”等等，也是刘德福先生，而作为受益于由这些观点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时提出这些观点所需要的巨大的勇气。在诸多被冠以“体制内”的学者只是作一些宣传性与诠释性工作的时候，刘德福先生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自然是不容易的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出他曾有过的矛盾：在一篇访谈录中，刘德福坦言，作为学者，应该是标新、立异、求真，而政治家所遵循的原则，则是求同、求稳、求实。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难就难在既要做一个学者，又必须按政治规则行事，所以，他也为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而苦恼。最后，他选择了这样的一条中间道路：在“难以独立地发表个人见解”时，“唯一有所保留的是独立的个性、学者的本色，即独立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利”。也正因此，他终于能超越体制内与体制外，既是一个合格的政务工作者，同时又是一名与体制外学者相比成绩毫不逊色的学者。
　　
　　能超越体制内外，大概还缘于刘德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我们常看某些体制内的八股文，其实有时也不是作者刻意要重复别人的话，而是作者本身的学术功力不足，讲不出什么新话；而刘德福先生不是这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疾近失明，能完全凭记忆引经注典，这在那一代以治学严谨为立言之本的人中间也许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有的学者凭几篇讲话或中央文件说事，有些学者热衷于跟风炒作的当下，刘德福先生还能做到准确地说出诸多原著的准确位置与页码，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正是凭着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在诸多体制内学者中独具才情，文字与思想能始终有一种八股之气所无法具备的张力。
　　
　　李书磊先生在点评《反对党八股》的那篇文字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八股中不仅有无意的空洞，而且有有意的空洞”。说白了，一些所谓体制内的学者写作一些有口无心的八股文，不排除有在政治上投机的私心作怪，即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风派”，毛还警告说，这样的人写出的这样的文字早晚会“流毒全党，妨害革命”。而刘德福先生在书中坦言，在“文革”初期，他也曾跟过一阵风；但后来在读了马列原著后，发现“我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所批判的对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于是他再也不跟风，“如果不讲真话，宁可一声不吭。”而且，在书的《后记》中，刘德福先生除了声明自己独立的学者研究立场之外，还特别说到“收入本书的文章……即使依今天的认识来看肤浅或不正确的东西，也不作任何改动。作者向来对那种根据形势发展修改观点以证明其一贯正确的做法嗤之以鼻。”这样的风骨与境界与某些“体制内”风派学者相比较，立见高下。
　　
　　再回到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划分上。在粗读完刘德福先生《思考中国》全书后，我就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刘德福先生那样，都像有着刘德福同样思考的房宁、李书磊等先生那样，以“振兴中华，提升中国人”为己任，以“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学者立场自持，维护独立思考的本性，不做或少做“遵命文章”，则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体制内”，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都能写出这样对读者有益的东西，对国家有益的东西。如此这般，对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为划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