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关羽崇拜之因缘虽起于北宋，但渊源却最为久长。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的说法（见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而“驱役鬼物”正是原始道教天师道的拿手本领。《后汉书·张鲁传》：“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晋书》八十《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教，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而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云：“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劝农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
如众周知，道教是在西来佛教的剧烈冲击下，集合本土原始巫术信仰、方士术士、老庄玄学等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经过北朝至晚唐的御前“三教论衡”（教义及其优劣之辩论），达到调和三教的目的，自宋代开始振兴。和佛教以关羽为护法神不同，道教尊崇关羽，其利用的传说一开始就表明了济世的宗旨，这就是“关公斩蚩尤”的神话。
王世贞云：“宋政和（1111－1117年）中，解州池盐至期而败，课则不登，帝召虚静真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胜之？’曰：‘关帅可，臣已敕之矣。’寻解州奏大风霆偃巨木，已而霁，则池水平若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拈一崇宁钱投之，曰：‘以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弇州续藁》）钱曾云：‘《汉天师世家》一卷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投符解州盐池，磔蛟死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于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读书敏求记》）两则记叙，都有龙虎山真人张继先作法，关羽降神之说。其事之有无，元代胡琦已辨之矣，曰：“琦谓解池神怪之说，参诸前史，止称八年有水，君臣以修复而称贺，无召天师平祟之文，而两出于传记小说。一见于祥符时，一见于崇宁时。二天师之力，居多想多，张氏世济其说也。”（《关帝志》卷之二《解池斩妖考辨》）
“降神”原与史称“斧声烛影，千古之谜”的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政权交接有关，是道教以其固有的“致太平”理想，逐步脱出“内丹派”益寿延年的修炼术，发展出“符箓派”祈禳镇恶，济世度人，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的表征。北宋太宗、真宗和徽宗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徒。原先道教是以江苏茅山为首，但自徽宗以后，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逐渐成为“三山符箓”的代表，历元、明而不衰，卿希泰《中国道教史》断言：“三大传统道派中，以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影响为最大，最受朝廷重视，于南宋一朝渐趋盛大，终成为官方所指定的道教诸派统领。”（第三册１０６页）其后，龙虎山正一派历经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的特褒优崇，顺利地将其信仰，包括关羽崇拜跨越金元两代，超乎民族鸿沟，直达明清。而明初张正常所著《汉天师世家》，张宇初编述《道门十规》和主持《正统道藏》时，有关张天师与关羽“盐池靖妖”之说，遂从容进入道家典籍，为万历间张通元请封预设了足够的基础。所以道教在关羽崇拜上能够超越佛教，后来居上。至今解州关庙及其它关庙基本上是道观建构，形制和建筑纹饰也保留着显而易见的道观风格，祀典主要采用道家符箓派的科仪，也说明了正一派在道教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据笔者所见，明初永乐年间与紫禁城同时修造的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天尊造像，惜当时正值全面修缮，未能摄影为憾焉。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曾“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所以北京白云观至今仍存关帝殿。
道教本诸中国原始信仰和巫术巫风，因此，关羽崇拜中很早就赋予他特别功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祈雨。唐代刘宇《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阴记》（《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中有“顷以天久不雨，虑失其岁，职方于是斋心累辰，亲执牲帛，将至诚之德，告灵化之源。尝不朝而雨斯足，如是者数四。是则人有德于神，神亦有德于人”之语，可知“关羽斩蚩尤”之解州盐池，原有池神司雨，这个功能后来为关羽所具有。从黄茂才《武安王赞》：“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身归汉，义益彰。位上将，威莫当。吴人诈，失不防。质诸心，吾何伤？严庙貌，爵封王。祚我宋，司雨旸。祷而应，弥灾荒。名与泽，蒙泉长。”（《关帝志》卷四艺文下）则北宋时关羽已成为民间祷雨之神。后世北方地区流传的“五月十三日关羽诞日”必有“关老爷磨刀雨”，想亦源于此。这样关羽崇拜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已与人民福祉紧密相联，成为后世供奉为“武财神”的原由之一。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而关羽崇拜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陈寿《三国志》曾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文人儒士照说不应该喜爱关羽的。造成儒家崇拜关羽的基本原因，我以为是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引起的。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使他最终登上儒家殿堂的，源于北宋欧阳修引起的一场“正统论”的大辩论。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史实。手头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于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于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室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
欧阳修这下捅了一个马蜂窝。他的门人章望之首先发难，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可以说由此而起。（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收集了中国历代关于正统问题论争的许多资料，其中结讼最多的就是三国正统问题，可以参看。）而司马光也面临着《资治通鉴》修撰这段历史的主要助手刘恕的批评。他与司马光直接论辩道：“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通鉴问疑》）后世甚至疑及司马光“清忠粹德”的人品，如明代有人指他是晋司马氏后人，曰：“余少时尝作《〈通鉴〉三大失论》，一为依陈寿《三国史》，帝魏寇蜀，则失之乱；一为晋魏禅代，不直书司马懿父子篡弑，自以晋裔而为尊亲讳，则失之诬。”（许自俊《研潜堂文集》卷三八附《〈资治通鉴补〉序》）
待到南宋理学兴，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径以刘蜀继汉为正统，挑起史学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总结说：“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郑雄飞亦著《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晦庵主张后来在明清两代占尽上风。可知《三国志演义》所以形成“尊刘抑曹”的大倾向，实际上是和儒家道统观与史学观的变迁密切联系的。
明清定鼎，朱子著作成为钦定读物，进入科举制度教材和考试之标准，胡安国之传注也为业《春秋》一经的举子所宗，故《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之“（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即大得士子青睐，明清两代举子屡有关羽托梦解题之说，应当缘此而来。万历时朝廷循道士之请敕封关羽，儒家自然会顺风抬举，不置异词了。
既然理学正统观和“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否定了曹魏以“诈力霸术”得天下之“奸伪”，肯定了刘蜀“兴复汉室”的努力，那么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战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然会得到进一步认同，检讨关羽守荆州的成败，则他执行《隆中对》的方针，兵出宛洛，“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的努力自然应当得到充分赞许，而计较得失，坐观成败，偷袭荆州的孙吴就被认为也是“汉贼”（参《关帝志》卷二朱熹《修〈后汉通鉴〉考辨》），绑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从整体后果看来，作为系刘蜀事业安危成败于一身，并且首先为“兴复汉室”这一信念殉身的关羽，必然在理学正统史观中居于显著位置。这就是诸葛亮与关羽在这场历史观角逐中双双胜出的奥秘。
另一方面，在理学大兴纲常之论后，关羽与刘备、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特殊君臣关系，也受到宋代以来市民阶层的特别欢迎。他“忠贯日月”和“义薄云天”正因应着统治层面和市民社会，或者某些学者所言的“正统社会”与“江湖社会”的双重要求。可谓“上下逢源”。起于唐宋，盛行于金元明清的小说戏曲原其初始与佛道科仪夙有渊源，但予其价值体系最大和最终影响的却仍然是儒家。无论苏轼转述的北宋“说三分”，元杂剧中《关大王单刀会》等剧目，《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和毛宗岗父子的整理评点，无不浸润着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心血和成绩。正是通过将近千年戏曲小说的创作、传播和浸润的反复互动，才最终沟通了上层“文心”和下层“里耳”之别，达到“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明豫章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的奇特功效。
其实由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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