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刘小枫先生在北大等校讲演尼采的思想与接受，很是成功，颇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欢迎。但他到底讲了哪些独到的精神体认，我们无从得知。个别刊物报道了只言片语，读者自然不能从中发现丰富的价值。当我在刚刚踏进新世纪的门槛时，意外得到一本真正的新书——《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里面刊发了刘小枫的３万多字的讲演全稿。我很快就读完了这篇精彩的讲稿，感到一种特别的喜悦。作为研究西方思想的学者，刘小枫提供的许多关于近代思想的见解都是值得注意的，“尼采”只是这系列研究中的一个特例，一个对于我们清理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参考价值的特例。
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讲演他对现代作家张爱玲的研究，题目就让我们耳目一新：《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这份精深的学术报告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一个重要中国作家的独辟蹊径的研究发现，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照历史与现实之往复的途径和方法。在这份纯粹的报告中，作者说：“这两个城市都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入侵的历史产物，关于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能说出什么来？张爱玲以她非凡的洞见也看出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不寻常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值得继续追问的，并以此使我的论述关乎今天？”陈思和教授对当代前二十七年的潜在写作的分析不仅同样是基于对完整的或纯粹的学术探讨的需要，而且也出于他对于民间生活与精神的关怀。罗志田教授却通过对一部古籍——《山海经》在近代学术研究中沉浮的追索，探讨了传统在现代的遭际与变演、学统的中断和更新。张汝伦教授则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多方面题旨，同样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我不是经济学者，也很少涉猎法学方面的书籍，但资深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对教育产业化的阐述、林毅夫先生对新千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法学家杨紫煊先生对我国立法现状的剖析、贺卫方先生对法制建设的学理层面的关注，都是非常精辟务实，集中于我国现实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我以为这正是当今学界的另一传统，即经世致用。我记得厉以宁先生曾经表示过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我想这些讲演只是这些学者建设性工作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部分，它们提示了关注现实与社会演进的思路和几种可以借鉴和值得思考的结论。
对当下知识界精神状态的关注，是这本《讲演录》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都意识到自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在现在看来，人文精神的讨论多少有些小题大做、过于匆忙，在有如此深厚的“读书人传统”的国度，人文精神的赓续是不成问题的，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许纪霖教授在澳洲的讲演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朱维铮先生对传统的甄别，显然是用心深远的。许苏民研究员对时下学风的批评也很见深入。他们的讲演本身就体现了精神独立的学术品格。
从刘小枫读到龙应台，从思想的检省到历史的清理，从思潮的俯察到社会的前瞻，从学理的研究到精神的培养，二十七位中外著名学者的讲演使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双休日。在他们各自的讲题中，我试图追索一种共同性的东西，或者说一种能够抓住我的感觉和意识的思想成分，这显然并不是徒劳的。编者的一段话正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受：“大学校园历来思潮涌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学者们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学术的发展。他们常常以在大学内外的讲演来传播新知，激励思想，在一个公共论述的空间里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和批判的锋芒，显示了最为活跃的思想力量。”
这么有分量的讲演在当下实在不多见，因为学术研究毕竟不是批量生产，优秀的思想、精彩的发现都是长期孜孜以求的结果，并不是廉价批发的快餐。汇萃最新思想精华可谓是这本《讲演录》的重要特色。这样新鲜而丰富的思想和知识，这样充满特殊活力的精神生活，我以为正是出自一种光明的情怀，一种在摆脱毫无意义的犹豫和徘徊之后的朴实而深远的精神追求。包括大学生们在内的今天的人们能够感受、借鉴或认同、接受它们，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它至少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真实的热情。我以为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知识思想资源的康正和接受知识思想的动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社会来讲，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样高水准的讲演也是大学功能实现的重要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本《讲演录》记录并延伸了大学的功能，它“打破了讲演的时空限制，让更多的读者汇入到自由地思考、探索和交流的氛围之中”。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２９．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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