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靠唱昆曲、打桥牌来打发落寞的时光；消失于文坛、默默地转入文物研究工作的优秀小说家沈从文，终究未能逃过“文革”的劫难；积极努力而又异常艰难地配合共产党的各项运动和工作，写了三十多个剧本的“人民艺术家”老舍，遭到红卫兵批斗毒打后投湖自杀；早年即投身革命的女作家丁玲，成了“右派分子”而流放到北大荒养鸡……尽管这些事实我们早有所闻，甚至有的已经耳熟能详，但是，读过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版?，书中所记述的１９４９年后政治风暴一再猛烈冲击下的中国作家的严峻生存景况和无奈而又可悲的精神状态，仍然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种既触目惊心又困惑不解的复杂感受。
应该说，上述作家无一不是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的追随者和拥护者，然而，他们的创作天地却越来越逼仄，人生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竟变成了“有问题的人”，乃至共产党和人民的“敌人”。尽管他们积极配合、热烈响应，尽管他们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但依然无法摆脱进退维谷、左右失据、前后为难、动辄得咎的处境，真是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使人不能不叹息：当时的文艺界恐怕是一个最艰难、最凶险的行当。难怪剧作家陈白尘说：“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了。
一些特定时期，文学为什么总是被当作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晴雨表、风向标呢？文学真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那种经天纬地、举足轻重的功能和作用吗？现在，人们看得似乎清楚一些了：文学不过是政治家的棋盘上的某个小小的棋子而已，文学家往往被作为了惨烈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祭品和牺牲。
作者所提供的大量的第一手历史材料和生动具体的细节，为我们深入思考和解读历史人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方面，他描述的那些文学家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之中有的人不是在前一个运动中还是所向披靡的勇猛批判者，到了后一个运动便又戏剧性地成了千夫所指的被批判者吗？他们宁肯相信上边的文件、指示和号召，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有的自以为是革命者，而别人却不准他们“革命”。假如他们处在有权决定别人命运的位置上，恐怕他们也是会同样不准别人“革命”的。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初起波澜，自以为是“真正的左派”的诗人郭小川说，“现在可以看清楚，文艺界到底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由此看来，他们大概难以走出“挨整——整人”?即鲁迅所说“被吃—吃人”?的魔沼。实际上，他们大都是为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制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和斗争氛围。对于历史，他们都有一份无法推诿的责任。无论是被害者本人的妥协、退让、隐忍和委曲求全，还是被害者周围的人的顺从、迎合、随波逐流以及推波助澜，都有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承担。
这本书的题目是“人有病 天知否”，读完此书，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追问：人到底有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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