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我自忖，他尽管花了那样多的笔墨比较鲁迅与胡适，但内心里也是觉得，二人实际上不可比。
看《鲁迅与胡适》，孙郁先生把“性情”列在首位，这也大有深意在了。性情在他看来，二人是不同的；性情不同，还有什么可比性？“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这两段话出自书的《后记》。据此，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与其说是比较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则是其中的交叉点。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为此书撰写的评论，文字简洁、精当，结论却令人失望。他得出的鲁迅比胡适“深刻”的结论，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不说，可能也误读了孙著。可是细想想，这种误读可能还是由于孙郁先生诱导的结果，读《鲁迅与胡适》，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写到鲁迅时，作者往往使用近乎诗化的文字，极力挖掘，把优长处推向极致，于缺陷处则不免优容；而写到胡适，则大多文字舒缓，肯定处肯定得恰到好处，但态度上总逃不出“尽量理解”的圈围，往直白里说，有些地方让人有怀揣难言之隐而扭扭捏捏的感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与鲁迅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正在走下神坛，而胡适则渐渐上升到平地。我的阅读面很有限，但在我所读到的，关于鲁迅与胡适地位变化的评论以及争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不适应、不习惯于这种变化而产生的。无论是破口大骂，还是忠心保卫，也无论是全面提升，还是尽情挑刺，实际上在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固有“想象”落空。有时候我想，我们有些人何必要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有一种评价方式，一个判断标准，这正常与否大概是无需多言的。借用鲁迅的话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况且，从具体的语境看，这种地位变化引起的连锁反应，实在也与长期以来的神化或批判脱不了干系。当一种东西被推向一个极端后，一旦发生变化，其结果必然会向另一个极端荡去。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与其去对这种“反弹”大加不满，怪别人“年轻”“不懂历史”，真不如潜下心来，检省一下过去自己的研究思路，特别是理念上的得与失。就“历史”来说，它要是仅仅由少数“懂”的人掌握，也是相当可怕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历史中，胡适与鲁迅的确是代表着两种传统、两个路向的。从他们的生平看，胡适从“暴得大名”开始，参与编辑《新青年》，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评判的态度”，到创办《努力周报》“对政治发生不感兴趣的兴趣“，接着成为“新月”派的精神领袖，编辑《独立评论》提倡自由主义，然后与“中国本位文化”派论争，……他始终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往细里说，还包括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等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的。对比起来看，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守边缘。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精神上与陈独秀、胡适等中心人物最接近的时候，也很难说彼此的默契达到了陈与胡，或者周作人与胡适之间所达到过的程度。尽管孙郁先生比较多地描述了鲁迅与胡适这个期间，在小说史问题上的相互切磋、交流，但我读了他们间的书信，总感觉他们彼此间还主要是一种相互尊重。大家都是相当客气的，也就是说，离真正的心灵上的默契还有不小的距离。虽然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诸健将中间堪称翘楚，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仅在精神上，在地位上，也很难说鲁迅就进入了“中心”。至于“左联”时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不过是“呐喊助威”的“思想较新”的“破落户”而已。汪晖先生分析鲁迅思想时，用了一个“独战”来概括，的确十分恰当。
如果从中心与边缘的角度理解，现如今鲁迅与胡适地位的变化，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两人所处的地位，证诸史实，现在不过是在逐渐恢复而已。我曾遇到一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激进学生在法庭上当面质疑过胡适的老教授，谈起胡适，他认真地说，现在他对胡的否定只占他对胡总体看法的百分之一二。这类话，是否应该引起我们后辈的反思？
其实，胡适与鲁迅一个居于中心，一个自守边缘，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带有何种偏见，更无微言大义存焉。金克木先生《说“边”》一文里，对“边”有过相当精彩的辨析，他指出：“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心”，也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政治风云变幻，政权交迭，民族危机严重时，处于真正的社会中心地位的还是从边缘知识分子中转化成的政治家与军事领袖。余英时先生把胡适定位在“中心”，前面也是有限定词的，从时间上说限定于“二十世纪”，从空间上看，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当然处于“中心”比在“边”上热闹，影响的面广，也是事实。要不然那时的人怎么不说“我的朋友周树人”而要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呢。但居于边缘，其存在方式更显个人性，从某种角度看，以个人方式存在的人，注重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这未必是说，以群体方式存在者未有自由意识，而是说，在自由的获取上，精神的追寻中辄有差异。但个体存在者往往会走在群体认同的价值的前面或者小道上去，因此，其人、其思想既可能让理解者以为是大智、至善（如胡风、萧军、萧红之于鲁迅），而又可能在不知者、不理解者那里变成另类或变态的典型（如苏雪林之于鲁迅），并且从超越的观点看，两者又很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共存一体的。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由于特殊的原因，鲁迅也跃入“中心”，但我总觉得，就总体而言，鲁迅还是处在“边缘”更合适一些。孙郁先生从鲁迅思想里读出的后现代的解构的意味，显然是想与胡适的现代性作对比的，果真如此的话，鲁迅更应该居于边缘——先锋从来都不在中心，从来不掌握“话语霸权”。面对鲁迅与胡适的复杂性，孙郁先生的有些认识，也是矛盾的，容易让人误解的，比如他写道，在反专制的意义上讲，“鲁迅的选择，是当下的，现在时的，为人生的。而胡适则是前瞻的，超时空的，为社会的。”（第３０２页）在这里的“当下”、“现在时”与“前瞻”、“超时空”尽管有所限定，但显然不仅与上述的后现代与现代性的说法相抵牾，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
顺这一思路往下想，进一步的误解，可能是从边缘的角度观照胡适，他显然是个非“民间”的异己分子。“民间”这个词近来在知识界颇为流行，但似乎尚无共识性结论。我理解，“民间”主要还是就知识分子的立场、取向而言的。它包括地位选择和关怀方式及其对象。我不赞成“民间”的泛化，但让“民间”纯而又纯，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像鲁迅这样自守边缘者铁定属于“民间”，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像胡适以及与鲁迅势难两立的梁实秋算不算“民间”的，怕是会有争议。我觉得，他们是“民间”的另一种类型。从地位上看，梁实秋一生未曾出仕，而胡适作了“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的时间很短暂，且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再以关怀方式以及对象来衡量，胡、梁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专权都是不满的，特别是胡适，他的批判精神、批判锋芒直指国民党政权，他提倡的民主，人权，以及“充分世界化”，算不算是一种“民间”的关怀？
品评历史人物，是后人的权力，但所谓高低评判，更多地可能还是源自一种现实判断。我们判断历史不可能彻底排除现实的印迹，可是，主观上尽力排除与理直气壮地用现实标准衡量历史毕竟是两种境界。事实上，现实判断可能会给重建过去的史实带来的困难在当今的语境下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因为长期形成的一个尺度、一种标准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相反它又掺杂了很多不可理喻的因子。我觉得孙郁先生已经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他说过：“鲁迅与胡适的深切矛盾，缘于两种文化的分野。梳理这一复杂的存在使我感到困难。我毫不掩饰对两者的欣赏，甚至喜爱，正像尼采与托尔斯泰，你能说谁更可爱呢？在毕加索与列宾之间，梵高与达·芬奇之间，是不能用一种尺度来说三道四的。”（第３０１页）我相信，写这本书时，孙郁先生最难处理的不是鲁迅，而是在鲁迅背景中，怎样为胡适画像。因为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也不是想看作者如何去理解与描述鲁迅，而是要看胡适在另一个伟人的光环中，会呈现怎样的色彩。
品评历史人物，不应该用一种标准衡量一切。
（《鲁迅与胡适》，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４．９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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