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编年谱、年表一类的工作，迄今已作了几家唐代诗人的年谱，清代诗人的年谱以后也会再作。作年谱看似枯燥乏味，实则梳理诗人的生平行事，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文学史的偶然性往往就是在这种细致的工作中被发现的，我在作权德舆年谱时已深有体会。由作权德舆年谱产生的《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也是我自觉薄有发明的几篇文论之一。现在作完王渔洋事迹编年，也让我得益匪浅。一些相当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已由此提出，已发表的有《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以后还会有若干篇论文讨论一些问题。
王渔洋被公认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但究竟重要到何等程度，学术界的看法可能还不一致。我想，说他是清代诗史和诗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大概不会有入反对；但若说他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集大成者，恐怕就很难得到认可了。王渔洋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还远没为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特别是他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的集大成意义。王渔洋一生，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处在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他以“神韵”为核心，建构起一整套有系统的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他还编选、评论、刊刻了大量古代和当代诗集，撰写序跋，指授学生，对康熙朝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今天留下数量丰富的诗学资料。他以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在身边团结起一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发掘、考证王渔洋及其集团的文学活动，搜集整理王渔洋留下的诗学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阐释和研究，不仅是研究清代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课题。
然而迄今为止，对王渔洋的研究，在作家生平和文学活动方面并未作认真的资料发掘工作。研究者涉猎的一般只有《王渔洋遗书》，甚而至于仅据乾隆间人编辑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带经堂诗话》作文章，致使王渔洋乃至康熙朝诗学的研究停留在比较平面的水平上。有鉴于此，我在着手研究清代诗学之初，便以王渔洋为中心搜访康熙朝诗学的文献，在广泛调查国内外图书馆，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掌握王渔洋传世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和抄本的流传、收藏情况，汇辑了大量有关王渔洋生平和交游的资料，从爬梳剔抉，排比参证，最终撰成这部《王渔洋事迹征略》。书中对诗人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交游、唱和、评论等涉及文学活动的材料作了细致考订、系年，使他毕生的文学活动和业绩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并由此显现康熙朝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个侧面。我希望以王渔洋生平为线索，串连起当时著名作家的活动，使之成为康熙朝诗歌编年史的简编，为清初诗学的研究提供一部翔实可征的编年史，为王渔洋和清代诗学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资料基础。
做作家生平考证，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很难，关键在于树立什么样的目标。只是把作家的全集看看，大致排比出行年，当然很容易；如果想竭泽而渔地穷尽所有资料，那就很难了。这部稿子对我来说，虽只是阶段性成果，但我为它阅读的文献起码在千种以上。征引书目所列的三百余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光我保留的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和文学部图书馆的借书单就有清籍三百二十五种，在人文科学研究所阅览的书还不在其内。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搜集资料起，迄今已近乎“十年磨一剑”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清代文学与宋元以前的文学大不一样。研究唐代文学，文献很容易读完，艰难的工作在于钩索和考证；而研究清代文学，几乎不要什么考证，只要勤于翻书，问题大都能解决。然而其文献之浩繁，却是研究者穷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全部寓目的。所以，在清代文史研究上，大概谁也不敢说自己掌握的文献很周全。假以时日，我也一定能将这部稿子补充得更加详细，但那和时间的等待将会很不成比例。而且，一个人的见闻终究有限，怎么也不及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成效显著。先将这部稿子付梓，作者个人可能会招致批评，但对学术界来说却可早些获得许多有用的参考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印行《征略》，我只希望读者们在不吝批评的同时能包涵我的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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