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５期曾发表了邓晓芒教授揭露湖北省社科评奖中出现的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周祥森先生对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批评意见，引起广泛关注。本期选发两位读者来信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与周祥森先生商榷的文章。 编者
编辑先生大鉴：
顷读贵刊五期上之特稿，特别是邓晓芒等三教授揭露湖北省哲学社科评奖中的腐败一文，非常兴奋，忍不住停下手头的工作，写点感想。
我之所以兴奋，首先是我看到终于有著名学者联名揭露学界的腐败现象。以前虽然也有像伍铁平先生这样语言学界的老教授揭露申小龙的剽窃行为，也有葛剑雄先生等在《历史研究》上指出《中国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谬误，但从出书撰文的情况看，著名学者中的少壮派，参与者并不算多。彼此在私下里的议论也不是没有，可能也是不愿在这上面花太多的精力，很少有把私下里的谈话转化成文字，公开发表出来，以警世人的。实际上，这多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长期以来，中国人就养成了“内外有别”的习惯，我称之为双重人格的表现；二，此类现象在学界已是见怪不怪了，既然都在学界里混，说也白说，不如不说；何况自揭伤疤，于学界的发展，自己的前途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就见到过很正直的著名学者，在应该非常严肃的博士论文答辩场上，如何地“通情达理”，以致赢得下面旁听的硕士生们一阵会心地哄笑的场面。我一直认为，只有著名学者带头揭露学界腐败，腐败问题才可能部分地得到遏制，而对著名学者本人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自我提醒。从现今学界的状况看，寄希望于一般的学者出面，不仅是缺乏权威性，无益于起到所谓榜样的作用，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来看，我当然不怀疑三教授的个人道德，但如果邓晓芒等三教授不是因为自己已经荣膺博导一级，他们是否还有这样指名道姓地挑战陶德麟这样的“理论权威”的勇气，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即使有这样的勇气，哪家刊物又愿意为他们的勇气助一臂之力呢。
谈到指名道姓，我觉得这是现在揭露学术腐败的必要方式。如果以某人或某某之类的来代替，根本无法震慑腐败者。其实，即使是指名道姓，有些腐败者也不见得脸红，更谈不上认错了。看看复旦那位擅长剽窃的佘碧平博士的答辩，根本感觉不到他有一点悔过的表示。而就我的亲历看，有的剽窃者在一些学校里还照样是“学术骨干”、“培养对象”，在一般人面前也照样是一副如鱼得水的气派。不过，无论如何，指名道姓肯定比不指名要好一些。但要从根本上杜绝学界腐败却不是通过指名道姓式的道德谴责就能够解决的。
事实上，据我观察，在学界道德缺乏症是相当严重的。即使是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往往也很少考虑自我道德、职业道德的问题。坚守道德底线者不是没有，但大多数人都只把学术当成一种谋生的“技能”来看待，并没有去同自身的做人以及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在一块开会时，对社会、对学校或者对教师学生的道德谴责可以说是基本话题之一，人人都心怀义愤，让人大有正义的化身在此的印象，却转而在实际的行为中任意冲破规则，或者像三教授文里提到的制定一些貌似公允，其实完全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规则”。这是有“权”者。无“权”者在遭受多次挫折后，也往往“想通了”，于是诸种事情就在这种不公正的环境下，恶性循环。还有一种现象更是令人费解，就是一些个人道德本来并不太差或者说也相当好的人，在学界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也是尽其可能地钻空子，他们做的事也许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小集体或其弟子），可是其结果却绝对是违背一般的公平原则的。当然，这一系列状况不是赶紧加强道德的约束力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因为道德约束力薄弱，不是提倡一下就能解决的，而且长期以来的非道德教育已使道德的裂痕根本无法于一时半会儿中达到弥合。在一种不公正的氛围中，道德在利益面前永远会显得苍白无力。
制止学术腐败，需要制度的创新。这是人人都在谈的话题。但问题是，在制度创新未完成之前，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相应的政策首先必须自上而下地做出调整。拿评奖来说，中国的评奖不仅是学界，文学、影视上的评奖哪个不是最后都评滥了。但如果评奖要持续的话，在政策上就应该对评委组成的代表性、广泛性有明确的要求，对评委的权限也有明确的限定，强制执行回避制度、强化申诉制度，开辟申诉渠道等，总之是不能允许官员、准官员或者“学霸”来任意宰割。规则在腐败滋生之时，其作用的确是要折扣的，但总是有胜于无。我不完全同意三教授文中提出的评奖以类似匿名审稿的方式来操作。以我的体会，貌似公正在操作中非常容易做到。只要用无记名投票来进行，你只能根据结果（像三教授现在这样）来表达不满，对程序本身是无法提出异议的。（除了文中提到陶的任意更动程序以外。）不管评委们以及当事人在事前或事中有没有如相互走动、电话串通、私下商议等作弊行为。在没有制度保障以及政策有待完善之前，我觉得台湾评选文学奖的办法值得借鉴。其原则就是公开化。即把评委的所有意见都公之于众。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类公布范围是由参与评奖人员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如果是一个单位的评奖，单位所有的人都该有知情权，就在这个范围内公开。而如是省一级的，则可以在新闻媒体上公布。这当然不可能完全杜绝作弊行为，但至少也是一种限制。让阴谋变成“阳谋”，由大家评说，历史评说。
三教授所揭露的学界腐败，只是冰山的一角，学界腐败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学界的一员，我们每个人对学术腐败都负有责任，我甚至以为，我们大家都是“同谋”者。如何制止学术腐败的蔓延，套句俗话说，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以上拉杂罗列，言不尽意。主要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情。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尤小立 敬上２０／５／２００１
编辑先生：
我是武汉大学文科的一名退休教授，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到图书馆、阅览室浏览报刊杂志，一本《博览群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的封面刊有我校邓晓芒等的“评湖北省社科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的标题，立即引起我的极大注意，一口气读下去，好不痛快?其实，早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０晚的人文学院的辞旧迎新的跨世纪的团聚盛会上，就听到院党委书记谈到人文学院在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成绩突出的喜讯，给节日增添了气氛。后来却不断传出一些有关对这次评奖不公的议论，特别是哲学组的反映相当强烈，但有什么办法呢?湖北省哲学界是“著名哲学家”陶德麟的领地，在全国哲学界陶也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对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学术腐败，武汉大学三名中青年博士生导师邓晓芒、赵林、彭富春终于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令人钦佩和赞颂的是，在评奖结束近半载之后，在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哲学组评奖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的时候，在正义之举急需支持和宏扬的时候，具有广泛影响的高层次的独树一帜的《博览群书》编缉先生以非凡的胆略，作为“本刊特稿”的醒目栏目的首篇，将邓晓芒等三人的评论，“是可忍孰不可忍”，首次公诸于世，让大家来评评理。该文以摆事实的方式揭穿了号称此次评奖完全符合“程序”的“科学、民主、公正”的伪装，第一次把事关一个大省的政府级评奖中的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揭露出来，带给人们以希望，以力量，以勇气。体现了贵刊在反对人们深恶痛绝的学术腐败中的无与伦比的舆论监督力量。实在是太好了，太及时了。我在这里向贵刊致以特别的敬意与感谢?
作为一个武汉大学的成员，我想把我的感触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人都是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成就与影响，他们站出来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这在当今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代表了广大教师的心声。他们反映的意见事实清楚，言辞虽尖锐，但仍不失客观。
其次，现在评奖名目繁多，问题成堆。但在一次标明为“政府奖”的大规模的评奖活动中，哲学组发生了个别人一手操纵、以权谋奖、瓜分利益的露骨表演，却并非普遍之事。邓等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学术腐败如何在政府评价体制中公开登场亮相。在这次评奖结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获得一等奖的陶文竟是一篇伤痕累累的“访美报告”；而二等奖则是初评组长、陶的高足汪信砚的“剪刀加糨糊”的小册子。何等可悲?这样的一、二等奖能代表湖北省政府的正确导向吗？
最后，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次评奖可能是有些问题，但邓等搞的太过分了，太不成话了，给武汉大学哲学系，给湖北省政府抹了黑。这真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明。贵刊对邓文的公开披露，将使善良的人们更看清事情的本原，促使政府部门不再迷信所谓“权威”，力求真正建立“民主、科学、公正”的机制。这正是邓晓芒、赵林、彭富人三位中青年博士生导师对学术腐败揭露的真正意义所在。
颜晓 ２００１．０５．２４
兼答周祥森先生
张献忠(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
作为责任编辑，对于围绕《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我理应和大家一起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我认为，虽然《批判》一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某些缺点也有我本人的原因，后面我将具体说明），但从总体上我们应当肯定。毕竟该书对近些年来学界的大案要案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在此以前，虽然杨玉圣、葛剑雄、曹树基、伍铁平等学界诸先生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学术打假，并高举学术打假的大旗，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学术队伍，他们的力量确实显得极为单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通过一篇篇的学术批评文章分散战斗，从来没有学者（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为此写一本书（一般说，相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报纸的学术打假文章，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学术界的腐败之风深有感触，进而深恶痛绝，成为编辑后，更想能对学术事业作点什么（在出版业市场化的今天其实很难），于是就想到了关于中国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选题，并极力向领导论证该选题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终于在选题论证会上通过。但此后找作者却让我犯了难，先后在南开和北京联系过五位学者（其中两位研究生），他们或对此不感兴趣，或是觉得得罪人。后来，我想到了长期从事学术打假的杨玉圣先生，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作者，于是满怀信心地拨通了杨先生的电话，当时杨先生很忙，而且也坦言自己有许多不便之处，杨先生还向我推荐了杨守建先生，说实话，当时我对杨守建有些顾虑——一个本科生能行吗？但后来我请杨守建写了二三万字的样稿，又看了他发在《学术界》２０００年第５、６期上的《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感觉还可以，于是最后定下作者。杨守建交稿后，我虽然觉得离我们所想象的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感觉尚可，至少他是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将学术腐败分子的丑行展现于更多的世人，他对学术腐败分子可以说毫不留情，以至于我们领导看了后担心会招来麻烦，建议我将所有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隐去。对于这一建议，我没有完全同意，而是向领导做了解释。杨守建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虽然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稍显肤浅，对于学界中人说或许无太大新意，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对一本书的评论，我觉得不能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批判》一书来说，其环境就是学界无人愿写一本得罪人的书，对学术腐败分子来说，不仅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他们中的好多人依然逍遥于学术界，大多数人不仅不了解他们的丑闻，还对他们敬而仰之。在这种情况下，杨守建的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却显得及时而必要。对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善意地提出，我想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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