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许多大部头的学术名著，这本书要单薄得多，但也有趣得多。它可以让我忍俊不禁，时常无意地破坏图书馆良好的读书氛围，引来讶异和责怪的目光。不过我对这本书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的趣味性内容。
《潜规则》是这样一本书，它比学术书多了一些感性，比故事书和常规的历史叙述多了一些理性，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作者吴思语）。但它的新意和朝气却也由此而生。这是我们在读《潜规则》时应该首先明了的一点。
所谓“不伦不类”是指《潜规则》研究与表述方式的边缘性。它对学术与通俗有良好的兼容性，符合当代的文化口味。现在，教育普及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读者的文化品味也在提升，《潜规则》亦俗亦雅的写作方式可以顾及更广阔的读者群，使历史走出狭窄的学术界，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拘守于应用史学与基础史学壁垒中的史学家们，大可不必相互对峙，《潜规则》暗示了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不过走中间道路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把历史的深刻“好看”地表现出来——目前许多历史学家还做不好。这不仅要求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还需要很高的文学修养。用这样的方式研究和表述历史，《潜规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本类似的读物。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游刃于学术性与商业性出版物的边缘，也属“不伦不类”。海外的《万历十五年》的影响显然要远大于《潜规则》，但《潜规则》作为本土著作，既体现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又能言黄氏所未言，理应引起我们注意。
它也符合当代的文化心理。处身于当代转型社会，你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曾在计划经济中存在过的单纯的东西。一切都在显示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与矛盾，让人无法从单向度说清楚。《潜规则》就揭示了事物之间特别是人之间复杂与矛盾的关系。书中的官吏的行为都在一些复杂的事件中得到具体合理的说明，面对这一切，你往往难以做出简单的善恶评价。
《潜规则》中隐含着很强的现实意识。其中某些章节的叙述，特别是把古代官职与现代官职对照起来，把银两折算成人民币的做法，极大地缩短了古今时空的差距，不仅让我呼吸到古代官场的污浊空气，而且也激发了我对当代官场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联想和思考。让我进行积极阅读的个中原因是它所具有的真实感——无论它是由古人记载的还是由今人说出的。因为它道出了潜藏在人际关系微妙之处的真实问题——利害算计，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历史与当代相通之处，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点。不过这种突破点必须深入具体的历史去寻找，而且常常以突破观念屏障为前提。现在史学界曾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古史分期里迟迟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就和狃于观念上的陈见，脱离中国历史的具体有关。如果不深入中国具体的历史，哪怕有再好的题目与方法，也很难做好。这是《潜规则》让我明了的另一点。
我最感兴趣的，也认为最有价值和创造性的是吴思先生所创造的“潜规则”这个名词。它为我们透过各种明文规定去寻找真实的、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提供了启示。就明文规定与“潜规则”的关系而论，虽然“潜规则”具有实际的支配作用，但它不是自由的。官吏对潜规则的利用不能超过正式条文所规定的职权范围，而且常常要打着正式规定的幌子。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无论潜规则是不是“陋规”，社会结构总需要“潜规则”或实践性的约定。正式规定作为“纲”不会也不可能对任何社会生活的细节都有所规定。弥补正式规定的空洞，正是潜规则存在的合理性。至于由“潜”生“陋”，则与制度不完善——缺乏体制外制度性监督有关。就潜规则与个人道德的关系而言，虽然潜规则通过个人行为表现出来，但它首先是群体行为。“道德”从潜规则的角度解释是遵守圈内规则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又与群体内部利益关系的均衡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潜规则”的解释范围也可在官场之外。如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里，完全可以从大量的人情稿、职称稿、毫无个性的谀美书评等学术现象中找到“潜规则”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研究，就不只是对各种学术违规行为给予道德的谴责，而是要向前挺进一步，揭露并批判隐藏在违规行为后面的学术研究制度存在的弊端，从而推动学术的建设。不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主要限于官场，这就束缚了“潜规则”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
我读《潜规则》时除了忍俊不禁，在掩卷之余，也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中没有感受到应有的人文价值的力量。我过多地看到了潜规则对官员的支配作用，而他们对潜规则的真实态度与情感则没有被充分表现。这是否意味着吴思先生在揭示一种历史真实的同时，无意中弱化了另一种真实？作为一种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似乎不该如此表现。吴思先生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书中加了一些正面研究以便平衡，诸如对雷锋的研究。然而坦率地说，这些正面研究远远不能发挥平衡作用。至少我对书中的正面研究印象不深，感受不强。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吴思先生在“潜规则”研究中生硬地加几句空洞的道德批判话语，而是意在指出“潜规则”的研究尚有可以深入的地方。以我的疑问为例，我希望知道贪官污吏们对“潜规则”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无奈屈服的因素大不大？这些官吏从正面教育中得到的道德因素到底退缩到什么地步，有没有重新表现出来的可能？他们对有切身利害的事，和与己无关但性质相同的事的态度是否有区别？他们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是如何处理正面教育与“潜规则”教育的关系的？……？这些问题吴思先生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有助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个人道德操守与“潜规则”既妥协又冲突的复杂关系的认识，也会给正面价值一些表现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增强这本书的真实感和吸引力。
正是上述《潜规则》的一些研究荒原的存在，它的社会影响，似乎充满了复杂性。它对每个读者都是开放的，每个对它感兴趣的人都会从中“获益”。老百姓看了会更深刻地认识腐败；新官可能会以教科书视之，从中吸取经验；决策者看了能更周详地考虑防微杜渐，既治标又治本。但就学习的实际效果与认识态度来讲，各类人是不同的。老百姓虽多了些理性认识，似乎也只多些谴责的角度而已，甚至可能会对正面教育中的理想与信念产生些消极的想法。腐败堕落者也许现学现用，更好地利用潜规则为自己谋利。而正直的官员看了会有怎样的感触？是妥协，还是为可能到来的悲壮命运做好心理准备？
吴思先生对于《潜规则》一书的写作，采取了一种比较感性的手法，而且似乎对它致用于当代社会所寄予的期望要高于对它所产生的学术影响的期望。顺便提一下，和笔者交情甚笃的朋友中有一位是研究明史的程博士，还有一位是研究教育的赵博士。赵博最早知道吴思先生其人其文，我次之，程博又次之。这似乎是在从小角度暗示《潜规则》的影响可能首先从非专业的读者群开始？因此我曾经考虑过从明史专业角度来评论《潜规则》的不足是否恰当。不过为了使读者能有一个更广阔的参照系，评价它学术上的不足仍是必要的。就整体而言，《潜规则》的研究路径是一角独起，不及其余。仍以《万历十五年》为对照，黄仁宇先生为著《万历十五年》，单是通读《明实录》就两年有余，这是许多研究明史的学者难以企及的。除此之外，黄先生还“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在写作上，他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为衬托，将有明一代宫廷与社会鲜活的历史，悬系于一载，大家气度十足。而《潜规则》所用史料大都是常见的，而且研究的范围以官场为主，没充分展现更具广泛基础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其中的潜规则。这是它不足的地方。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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