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十年磨一剑”的专业著述不同，随笔集之出版，更是“看似寻常成却艰”——借助某种机缘或道具，串起一大片原先四处飞溅的笔墨，使其显得“煞有介事”，需要颇为高超的技巧。愚钝如我辈，因而常有捉襟见肘的感觉。照实说了，此乃近年所撰短文的结集，说不上有什么完整的构思——原先没有，现在更不敢妄自追加。
没有完整的构思，不等于没有一以贯之的关注。编学术集刊，我强调“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写学术随笔，则希望是“有专业背景的挥洒才情”。谈章太炎，谈胡适之，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职业相”一望便知，并非理想之举；我更倾心于那种不露痕迹的表现。似乎是谁都能说的家常话，其中却蕴涵着专家的眼光；将多年的苦心经营，化做一挥而就的潇洒；与专业著述相反，凸显文笔和精神，学问则退居二线；与读者平起平坐，拒绝故作高深，避免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如此“从容”但不“轻松”的写作，在我，只是“心向往之”。集中自认庶几近之的，仅有《不该消逝的校园风景》、《“〈读书〉时代”的精灵》、《无法回避的“１９６８”》等寥寥数则。
全书“品相”如何，作者的吹嘘，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我愿意谈的，一是古老的“茱萸”，一是时尚的“网络”。
选择原先不知为何物的“茱萸”作为书名，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植物学知识；除了书中前两辑的怀旧思亲诸作与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境接近，更因集中“茱萸”一文的产生，背后有段故事。先参加“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之后，方才应邀为《人民日报》的“我读古诗文”专栏撰稿（顺便说一句，编者原先设计的专栏名称乃高屋建瓴的“如何阅读古诗文”，后从善如流，改为私人叙事性质的“我读古诗文”。如此转向，我以为可取）。故必须将座谈会上的发言，与这则《不知茱萸为何物》链接，方能明了作者压在纸背的意愿。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读千古诗文，做华夏赤子”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主持者计划用十年时间吸引３００万少年儿童参加此诵读工程，并直接影响到２０００万成年人。有感于工程启动一年多，进展极为顺利，社会各界普遍持欢迎态度，主持者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３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做了发言。《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两大媒体分别做了报道，都引用大段我的发言，可二者互相交叉，让我大开眼界。两报记者素质都很好，记录及表达均相当准确，只是着眼点不同，故所闻所见自然有异。
读多了明显是由主办单位提供的“通稿”，忽然间发现了此类真正的“新闻”，大为感慨。近年读书，对晚清以降颇为时尚的“从演讲到文章”很感兴趣，希望借此探寻白话文产生及发展的另一途径。口头与书面的差异，有目共睹；可更重要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却不见得会被认真对待。其实，记录整理者的工作，远不只是接受和转换，更包括过滤、筛选、重组乃至创造。看看自己的即席发言，竟有如此精彩的不同版本，焉能不深思？
有一点必须说明，两报报道的规模和方式不太一样，也是制约其策略选择的原因。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让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海内外学者畅谈“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分六小节介绍二十位学者的发言，我主要占据“先背诵，后理解”节；而刊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７日《文汇报》上的《古诗诵读宜重诗教》，篇幅只有四分之一版，但有两句醒目的提要：“‘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引动古诗文选本出版浪潮”；“北大学者陈平原提醒：编辑选本应尊重少儿教育规律”。前者与会议主办人密切合作，以正面宣传为主，故必须涵盖全局；后者侧面观察，自我命题，志在补阙拾遗，必要时还可矫枉救弊。应该说，二者的选择都是明智的。
至于我发言的主体部分，即详细分析十二册《中华古诗文读本》编纂时的利弊得失，因稍显专业特长，自认为是用心处，现场反应也很好，却被干脆利落地删除。这正是新闻报道不同于学术论文的地方——只要结论，无须论证。单看报道，你会觉得我说话的口气很武断。反过来想想，时下评论文章之喜欢“棒喝”，而不擅长、也不屑于条分缕析，或许正是受传媒报道方式的影响？
以下两段我的“发言”，前者录自《人民日报》，后者见于《文汇报》。
古诗文选本要充分考虑幼儿心理和启蒙教育的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注重性情和审美趣味。选本与教科书的区别在于：教科书希望用这一代人的知识把事情讲清楚，表面上看是帮助孩子，实际上是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而选本是让你自己读、自己体会，不懂的以后再说。我欣赏“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的“直面经典”的原则，防止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局限而导致的先天缺陷。
所谓“诵读”，其实也不仅是记忆，而且有理解，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一句“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换几口气、变几个调，念得惊心动魄。近年文怀沙、叶嘉莹、陈贻焮等人为公众诵读古诗文，腔调不一，各具特色。当然，考虑到大面积推广的需要，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从前那样“诵”，我想大概只能采用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办法。但从前的“诵”毕竟是值得怀念的。
陈平原认为，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这样的著名诗歌选本，已有几百年历史，现在有编选更有时代性选本的必要，但它们的一些编选思路值得借鉴，特别是涉及到蒙学的问题，怎么尊重少儿教育规律，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针对北大的新选本，他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编选时最好以文体为标准，而不要以文学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作品的朝代顺序来编目是学者的思路，而以文体为根据才更符合儿童记忆、诵读的特点。第二，应重“诗教”，而不是强调“文以载道”。他说，从朗朗上口、便于诵读的角度来说，诗歌优于文章，而且，儿童背诵古诗文，最重要的意义是陶冶性情，应以境界、神气的养成为第一，而不是以培养情操和立场为第一；诗歌的最大优点就是含义的丰富和不明确，对“道”的解释有多样性的蕴藏。这样对陶冶性情最为有利。陈平原说，片面强调文以载道，一方面会在选目时选一些过分注重讲道理的篇章，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过分重视对诗文作解释的现象，一定要讲出一个道道来，这容易导致对“道”的单一解释。含义太明确既损伤诗文的丰富性，又容易过时。他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做小学教员经历的人，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点，就是那时让孩子们背的一些文章，以后变得毫无用处。这是做选本的人应该注意的。
陈平原提出的两点意见，得到了与会专家及主办单位的首肯，特别是对“诗教说”的推崇，对“文以载道”的警惕。与会者普遍提到，由于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一些弊病，古诗文诵读工程要是弄不好，就会和这些弊病一起相互推波助澜，既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又辜负了发起人的一片苦心良意。他们谈到，古诗文诵读工程是一件有价值的、能对社会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事，应该有学者对此作出严肃的发言。即席发言与撰写文章，一是只有结论未见论证的“大话”，一是感情色彩很浓的私人叙事，二者互相映照，起码可以让读者明白，学者们书斋里的思考，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要说闭门读书的学者，不可能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最恰当的例子，还属第四辑“尴尬在线”中两篇谈论网络的文章。《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原是为韩国全南大学召开的“新千年：全球化格局中的人文学”国际研讨会而撰，没想到后来竟“大有用武之地”。“当代中国”并非我的专业领域，这些年来，利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机缘，逼着自己每年至少撰写一文，保持与当下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文章尚未完稿，因到重庆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应邀在重庆师范学院做一专题演讲，即以此为题。后又曾在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处演讲过——临场固然多有发挥，但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文章初稿出来后，先是《南方周末》以《数码时代的写作与阅读》为题做了摘登（２０００年７月７日）；全文刊于《学术界》２０００年５期，《文摘报》同年１０月８日摘要转载时，题为《面对数码时代挑战，人文学者喜忧参半》。《南方周末》和《文摘报》都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而摘选时又都偏于“喜忧参半”的“忧”，以至有坚决捍卫网络者表示，愿无偿为我“启蒙”。其实，我更看重发行量很小的《学术界》版本，因其包含着我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对话。
每次就此题发表演讲，总会招来不少精彩的质疑，但一句“由于时间限制，演讲到此结束”，总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只有在北大那次，因彼此知根知底，双方都放得开，对话的效果最好。事后，请几位学生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一并送《学术界》刊出。这些受过人文专业训练，且对网络大感兴趣的年轻一代，与我的观点形成某种对峙或补充。这次编《茱萸集》，征得他们的同意，将其收录，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我相信，读者会欣赏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五位现正在读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只有一位本科念的是中文，其他四位分别学工、学医、学美术、学德文。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的。
在辟除恶气的“茱萸”与虚拟人生的“网络”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值得一品的“感觉”与“精气神儿”，实在不敢妄自推荐，只好寄希望于有缘的读者。
（《茱萸集》近期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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