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现世的人们，永远对回溯过往和展望未来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因为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类发展史。对于展望未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自然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去实现但未必能够实现这些追求的门径。而回溯过往，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的人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新兴的考古学，为他们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考古学——这门兴起于近代西方的崭新学科，不断地向人们立体地、具象地揭示着古代社会神秘高远的生活画卷。
在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尚不足八十年。１９２９年李济先生对华阴村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序幕。至此，在中国人文领域里又增添了不同于古代金石之学的现代考古学学科。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不仅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着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发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从远古发源，历经兴衰，却不断前进的全景图卷。
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怀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某些中国学者也陷入“疑古主义”的迷雾而不能自拔。二十世纪殷墟发现以来，重建我国上古史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而对于弄清“文献不足征”的夏代的来龙去脉，就日益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１９５９年春，徐旭生先生领导的豫西调查，成为正式探寻夏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开始；而后安金槐先生领导的对禹都阳城的考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登封会议，则大大促进了夏文化的研究。登封会议之后，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夏文化探索遂成为中国考古学中争论最激烈的课题。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默默地耕耘。他们不仅为夏文化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思考，孜孜不倦地探索夏代历史。众多海内外考古、历史学者不仅密切关注有关夏文化田野工作的进展情况，而且积极参与研究，通过自己的假设与论证，为推定夏史做出了贡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结题，使学者们在大部分问题上渐次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更重要的是使夏文化的研究以至我国上古史其他领域的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尽管考古工作者们的新发现在不断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生活，尽管人们在不断地享用着考古工作者们的研究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考古人仍是不太被注意的一群。这些紧握手铲（考古人最基本的专业工具）的考古人，栉风沐雨，默默无闻地跋涉于田野工地之间，苦苦寻觅着与祖先对话的契机，缀合着历史可能出现的缺环，修正着后人对前人的认识，解读着天书般的人类文化遗存。在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有着多少寂寞和孤独，有着多少困苦和酸楚，有着多少兴奋和喜悦，又有着多少思考和升华。我始终认为，这些情感和体验都应该是考古学者成一家之言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宝贵的背景知识，能够让我们对考古成果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辩证的判断。毕竟人类历史的主体是人，而考古则是去发现人类已经写就的篇章。后人对前人的理解，必然首先建立在对自身的理解之上。科学家马丽——克莱尔·金曾经说：“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对科学的思考方式能够脱离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也不应例外。但是考古学者们那些重要的情感体验是很难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发掘报告中体现出来的，这无疑造成了这种重要信息的流失。缘于此，我们决定以不拘一格的访谈形式来弥补这种缺憾。这样就有了这本《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的问世。
书中，我们对二十五位不同时期活跃在夏文化研究前沿的考古学者，分别进行了专题访谈。虽然他们不是夏文化探索者的全部，但这已可以使读者窥全豹于一斑。这些访谈力求舍弃艰涩的专业术语并尽量避开繁难的学术争论，而着眼于一个个夏文化探索中的“人”的故事。直率地发问和真诚地回答，坦言考古的神秘与艰辛；同时也发布了在常规考古报告中难以包容的学术信息，使读者从中了解到重大考古发现的背景知识和研究过程。
学术的传承贵在人梯精神。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和求索新知的心路历程，往往是闪现在他们心中的智慧火花，也是点燃后辈学人的思想燧石。这些珍贵的“火花”若不能及时保存，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熄灭。而“人，一辈子也点燃不了几次思想的火花”?艾伯特·爱因斯坦?。因此，在这次访谈的人选上，我们更多地着眼于中老年夏文化探索者。当我们按照出生年月编排着他们的先后顺序时，一部清晰的夏文化探索史展现在眼前。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鲜于示人的学术体验，难得展开的研究背景等等，使本书的学术和学术史价值不言而喻。
本书从策划到杀青历时三年有余。参与本书访谈的二十五位学人，多数都在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中默默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学术见解虽时有发表，却很少有时间和机会真正地审视过自己，从容地梳理过自己，因此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合作。在访谈过程中，不管是学界名宿还是业内骁将，无不满腔热情，襄赞其事。许多先生都是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作为过来人，当把个体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定格的时候，他们彰显的是学人的坦诚，弘扬的是既坚持真理又宽容他人的学者品德。所有这些，常常令我感念在心，激动不已。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还有同为本书策划和编者的张立东先生。考古学博士张立东先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书中访谈的多是他的前辈学人，他不囿门户，广采博收，力图最大限度地深入被访谈者的学术领地，并尽可能做到客观地把握、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如果没有他的通力合作，这本书是很难如期完成的。
因为张立东先生现远在美国，而本书付梓在即，只好由我勉为其难地做完了后续工作及全书的统稿工作。在这里我要代表张立东先生向诸位被访谈者及为本书作序的俞伟超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大力支持，策划是无法变成现实的。
是为记。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张立东、任飞编著，大象出版社2001年4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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