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讲三嘘集”是鲁迅先生生前想编的杂文集，是有意和《南腔北调集》配对儿的。可惜，集子没有编成，他便不幸去世了，这是一件文坛憾事。不忍心看着这个大好书名泯灭不存，我斗胆将它“偷”来，作为我自己这本杂文随笔集的名字。但毕竟不敢太过放肆，冠一“准”字，以示区别。有踵武前贤之意而无相应的德、才、识、文，这是要请读者诸君鉴谅的。
“五讲”是哪“五讲”，“三嘘，是哪“三嘘，“讲”得如何，嘘得怎样，一概不管了，这里搞一点“抽象继承”，要的就是“五讲三嘘”这个名字。这颇有点为“五讲三嘘”而“五讲三嘘”的味道，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还是一口咬定，就是《准“五讲三嘘集”》了。
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文坛边鼓”；第二辑“笑看金庸”；第三辑“书生论剑”。三辑共收文章七十篇。关于这七十篇文章的深浅优劣，我自己无需饶舌，读者自有褒贬。这里要说的是一点题外的（因此很可能是多余的）话。
我在北大中文系时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课程，调入文研所后先后分在鲁迅研究室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所谓“现代”，只是指“五四”新文学发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即归入“当代文学”的范畴，不在我们“现代”的研究范围之内了。关于这个划分的不科学，早已有人写了文章，作了论证，可谓言之凿凿。然而这牵涉“体制改革”的大问题，至今未有任何变动。因此，有识之士早已“上蹿下跳”，突破那个三十年的“现代”樊笼，或者“近代”、或者“当代”、或将近、现、当代贯通，大展宏图了。我既无这个才具，也无这个野心，对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很少置喙。但很少不等于没有，逼急了，逼“疯”了，有时也难免发表一点关于当代文学的谬见。像《“奇迹”浩然面面观》、《王朔的知识分子观》、《舒芜先生的“背叛”与祝勇先生的“辩解”》以及《文学低俗化的潮流和对鲁迅文学精神的呼唤》等文，便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一些看似纯“现代”的题目，如《鲁迅和新儒学的历史碰撞》、《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回眸“健康”与“尊严”》、《我所认识的丁玲》等，也都染上了明显的“当代性”。然而，总地说来，我毕竟是当代文坛的门外汉，充其量只是在门外敲几声“边鼓”而已。第一辑题为“文坛边鼓”，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第一辑中还有七八篇谈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从年限上说，它们应属“当代”。然而，由于它们在整个华文文学中的特殊性，这些文章恐怕连“文坛边鼓”也够不上了。好在不必以词害义，就把它们归在“文坛边鼓”中。
其实，第二辑的十四篇文章，也都属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理应也归在“文坛边鼓”中。但金庸评价毕竟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也是争论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还是单独出来为好，也免得第一辑太过庞杂。“笑看金庸”，之所以要“笑看”，也有两点实质性的原因：（１）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种低档次的娱乐消遣品，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话说即为“成人的童话”。看这样的小说无非想开心一笑。“笑看金庸”，此之谓也。（２）是对近年来学界某些人士抬高金庸、吹捧金庸的一种反拨。您越要“仰视”，越要吹捧，我便越要“笑看”，越要捅破了。当然，“笑看”和“仰视”都是视角之一种，短时间内难分输赢。去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才发现香港对金庸还有另一种视角，那便是把金庸武侠小说彻头彻尾地泛政治化，从而给以完全庸俗社会学的解释，牵强附会，妄作解人。为此，我写了《金庸研究的两极》和《不宜把金庸小说泛政治化》二文，作为对这种“庸俗社会学金庸研究”的回答。香港学界有我不少知音，他们对吹捧式金庸研究和庸俗社会学式金庸研究都深为反感。原《新晚报》总编罗孚先生说得好：“我不薄金庸，但我薄奉金庸为革命文学家的革命文学批评家”（《香港的学与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初版）。但愿我的《笑看金庸》问世后能引起更多的争论。
第三辑“书生论‘剑’”的三十篇文章都是杂文，有对环境保护而发的，有对乡镇苛政而发的，有对“官本位”而发的，也有对“台独”和日本侵华合理论而发的，颇有点“处士横议”的味道。但我毕竟是一介书生，“剑”术非我所长，所论之处也许隔靴搔痒，不中肯綮。但所以无法已于言，皆因言为心声，不吐不快。至于它们将如“一箭之入大海”，那就不去管它了。鲁迅式杂文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时代的良心，这是永远使我心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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