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年鉴》自１９７９年诞生以来，已步入青年时期。它以严谨、开放的学风，高密度的信息量，以及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权威性评述而赢得国内外一片赞誉。它折射新时期史学二十年的辉煌历程，影响、培育了一代史学工作者，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史学的首选图书。但是，《中国历史年鉴(１９９８)》（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１版，以下简称《年鉴》）质量明显下滑，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忧虑。
第一，《年鉴》作为编年体工具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年度作为收集资料的单位时间，《年鉴》应该系统汇集１９９７年我国史学界的信息，但它没有遵守这一基本要求，无论是历史研究综述方面，还是论文索引方面，反映的对象还有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的内容。这种现象对《年鉴》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第二，《年鉴》的基本要求是将一年之内的重要研究文献信息、有关资料文献信息尽可能全面收集进去，但《年鉴》却存在明显的缺项，主要表现在二级分目(专题)的设计上。作为历史专业年鉴，对中国历史一般是按照朝代列分目，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分法又有不同的认识，是按照社会性质来分还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或是沿袭传统的分法，成为仁智相见的问题，给《年鉴》带来了分目上的困难。作为过渡办法，年鉴以政治、经济、文化及某件大事为中心作为分类标准，体现出了设计者的聪明才智。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五十多年的光辉历史，无论叫当代史，还是国史，作为断代史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历史学的视野里，《年鉴》的书目、论文索引也有这方面的篇目，然而正文中却没有分目。而当代史又不属于《中国年鉴》的反映对象。
我国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历史，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分为晚清史、民国史、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年鉴》反映这一时期内容的有７个分目，然而基本上没有中共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园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史料的挖掘和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就论文而言，仅据《年鉴》“中国现代史”的论文索引统计，有关党史的论文有８００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６０％以上。就专题而言，１９９７年是南昌起义等三大起义六十周年，有关论文４９篇，然而《年鉴》有卢沟桥事变（６０周年）的分目（设这个专题无可厚非），但对三大起义的研究却只字不提，这就匪夷所思了。
第三，《年鉴》作为高密度的信息库，要求每个分目（专题）除对其综述的对象进行全面扫描以外，还必须将新的、大的、特殊的成果表现出来，《年鉴》的某些分目离这个要求相差甚远。以“民国史”为例，该专题反映面太窄小，选择对象过于集中一家刊物，“民国史”中介绍了１０篇论文的新成果，其中有６篇来自《近代史研究》。民国人物只评介了顾维钧一人，《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依据一份回忆录来研究一个人物，其史学价值就很有限，但综述者竟用整篇文章１３％（全文３５００字）的篇幅加以赞扬，而对同时期出版的、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蒋介石全传》（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惜墨如金，没有用一个字加以评价，这就缺乏公允性和客观性。
第四，“论文索引”作为二次文献，是通向信息库的路径，成为《年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年鉴》的“论文索引”编排的相当粗糙。
其一，同一论文篇目多次重复。如第５２７页倒１５行《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高扬》，隔６个篇目?第５２８页第３行?再次出现；第５２９页《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的两次转变》，仅隔一个篇目又重复出现（只隔３行），而且将作者的名字印错（前为“刘诚”，后为“刘成”）。同页倒１１行《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考察》，在５３０页第４行又出现。
其二，“中国史论文索引”对１８４０年—当代的论文是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三个时期来排序的，但不少甲时期的文章放到了乙时期里，如《武昌起义计划泄露真相》、《试析中华革命党失败的原因》、《八大前后安徽的社会发展》这类从标题就一目了然研究对象所属时期的文章，《年鉴》竟然将其归在“中国现代史”里。又如有２３篇卢沟桥事变和“七七”事变的文章被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再如将《试论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战场的纵深作战》、《评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放到“抗日战争时期”内，而将《重评１９４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则放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内。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出现在规范性强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实在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有伤《年鉴》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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