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王朔在玩文学、玩电影、玩电视之外又新添了一个行当——点评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这是他在《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和《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８月）两本小书及一些报刊文章中所作的工作。在这里，王朔以自己的方式随兴指点评议了现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人和事，其中包含少量的肯定和赞赏，大多数内容还是贬低或讽刺，甚至还有点骂骂咧咧。而无论褒贬，他还是用自己特有的“痞子”式语言表达出来。如王朔的其它行当产生的影响一样，他的点评工作也引起了大量的议论和反驳，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这和他善于选择大众焦点有关，同时也和他点评内容的正确和荒谬交杂有关。因此，点评一下王朔的点评就是一个有些必要也有些趣味的事。
坦率地说，王朔的点评中包含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说自己小说中流露出的是“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知者无畏》４９页）。这比仅仅把王朔看作是前卫、后现代（在他身上当然也有这些成分）更要深刻、本质一些。王朔小说所表现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过是：一切都是骗人的、没用的，只有感官满足是实在的，所以感官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这的确算不了什么新鲜思想，也不过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山大王哲学在今天的体现，也不过是人类粗鄙的低级本能的表达。王朔能看到这点，说明他对自己有着清晰的把握。再比如，王朔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也有一些点到痛处。他谈到金庸小说的情节时说：“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无知者无畏》７４页）谈到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时他又说：“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无知者无畏》７７页）我们说，如果滤去王朔这些议论中的刻薄、夸张和简单之处，可以看出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金庸小说情节（例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寻仇）和人物（例如杨过、黄药师等）的某些实际情况的。对此，金庸本人也是承认的。而王朔之所以得出这些看法，应该说和他长期写作实践及由此实践悟到的小说好坏标准有关。也正是因此，他观察到的金庸小说的一些缺点就往往是一般读者看不到的或无所谓的。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王朔基于个人经验的文化点评绝非仅能哗众取宠，而是包含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有其合理和可取之处。类似的内容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他对大众文化的警惕、对语言（尤其北京话）的认识、对一些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对性描写的设想、对无耻的谴责、对老舍和铁凝的评价等，都有一些较深的见解。很显然，王朔这些认识的深刻和独到之处和他经历较为丰富、接触面较为开阔有关，同时也和他个人悟解能力较强有关。
与王朔点评中值得汲取甚至值得钦佩之处同样多的是他的错误和偏激之处，这是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点评的内容。并且，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错误和偏激产生的影响保持清醒的警惕。比如，王朔和老侠对钱钟书的贬低就相当偏激。王朔认为钱先生拒绝媒体采访和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像是一种成心”（《美人赠我蒙汗药》９４页），意为这是钱先生故作的一种姿态，是邀名的一种策略；王朔还认为，钱先生及其夫人杨绛（和赞美他们的人）似乎从不提他们“文革”前不错的境遇，只讲他们的“文革”厄运，“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美人赠我蒙汗药》９６页）他的意思是钱、杨在“扬长避短”地“塑造”自己“淡泊名利”的公众形象。我们说，根据这两本小书的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话是王朔在根据自己的心理和成名经验来猜度钱先生，这只能得出甚低的评价和歪曲的认识。我们在此无意将钱先生捧为“圣贤”，这不符合钱先生的实际。但像王朔那样将钱先生想象为极工心计的“演员”，恐怕更远离钱先生的实际。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的事实对钱先生的人格做出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中去的嗜学老人，钱先生不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媒体不感兴趣是正常的，合乎其心理实际和感情真实。这倒未必是清高，而是这个年龄、这个知识层次的人实在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和兴趣了。从此可知，钱先生的人格未必多么崇高，但至少是一个有操守、低物欲、心神有所栖止的人。这样的人虽然并不太多，但也绝非少到凤毛麟角的地步，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时有所见。因此，对于钱先生的人格和处世方式一般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认为高不可攀。王朔（以及那个老侠）对钱先生人格的怀疑和轻薄是缺乏起码的同情理解所致，也是毫无道理的求全责备。对于钱先生的文学作品，王朔也进行了讽刺和贬低。他说，钱先生的《围城》“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美人赠我蒙汗药》９５页）我们也并不是说《围城》中有多少微言大义，但这本书对婚姻和感情的理解还是相当准确的，符合现当代人的心理真实。恐怕多数读者都这样认为，从今天人们经常将婚姻比喻为“围城”可以曲折地反映出人们对这部书的某些认同和接受。王朔当然也不会读不出这层意思来，问题在于，他以相当高的思想标准来要求《围城》，他的所谓“什么”是极难达到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在苛求于钱先生（而他对于鲁迅、老舍、金庸等也有各式各样的苛求）。恐怕可以说，按照王朔的读法，不仅《围城》，就算再好的文学作品，里面也没有什么。因此，出问题的是王朔的阅读标准，而不是钱先生的作品。
王朔对钱先生的非难和攻击当然有其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值得分析的思想根源是他对知识分子整体的看法。在这两本书的许多地方，王朔对知识分子整体进行了过分的挑衅和亵渎，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跟知识分子过不去”。这一点在他谈到自己的知识分子化时表现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这真没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指责它就会变成它像知识分子那么神奇。”（《无知者无畏》１０９页）说句实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能令王朔这样厌恶，我在他的书中和文章中一直找不到有力的和充分的理由。我们只能就他一些表述较为集中的理由进行一些分析，下面看一条“基于历史”的理由。他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无知者无畏》１４１－１４２页）这段话略加分析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些严重的逻辑问题和史实问题。从逻辑层面看，这里的矛盾极为明显，不可能同时存在着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权大无边”者，否则，二者谁管谁呢？从史实层面上看，自古及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拥有过“无边”的权力，恐怕这是人人尽知的常识。这里只有一个表述上的例外，那就是将历代统治者也划归进知识分子的范畴，而这显然不是王朔的意思，也不符合这一范畴的一般用法。再如，所有知识分子难道真的不能在“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中“割舍其一”吗？从王朔贬低知识分子的意思来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割舍“超凡成圣”，而一心一意“过日子往上爬”，这在古今中外难道不存在大量事例吗？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按王朔这两本小书中的说法，不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如陈寅恪、顾准、林昭等）割舍了“过日子往上爬”，而将全部精力甚至生命寄托到自己的精神追求或信仰上吗？所以，不管是否伟大，知识分子在“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中“割舍其一”并非太难。这里，我们进行的两点分析主要还不是想证明王朔如何无理和错误，而是想说明他自某些“批评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那里“道听途说”来的这些说法经不起简单的逻辑分析和史实分析。
进一步，我们可以直接对王朔这段话中提出的关键问题做一些讨论。王朔在此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及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弊端（比如王朔最恨的“伪善”）是否来自知识分子。对于前一个问题，王朔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归结为精神领导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应该承认，这是基本准确的。可是，他却对此持批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让知识分子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说，知识分子承担这两种社会功能是社会长期博弈的结果，是符合必然规律的历史选择。而历史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显然在于它（相对来说）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增加历史主体——人们的福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秀才遇到兵”的先例，比如“文革”中将“臭老九”打倒，结果决不是仅仅造成一些流传广泛的关于“无知”的笑话，在社会历史的深层则是我们民族精神机体受到伤害，科技水平、经济发展深受影响。这里的道理极为简单，知识、文化及其载体（知识分子）总比无知、野蛮及其载体更能促进人类的幸福、文明的进步。当然，我们肯定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功能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并不意味着其中不会产生消极的东西或说负面价值，王朔认为中国社会的伪善便是从中产生。这即是我们要分析的后一个问题。我们说，伪善及人们经常提到的许多负面品质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从根本上看，它们源自人类的自私本性，是这一本性在非道德层面的人格积淀，这是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所共有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各个阶层的伪善，伪善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但是，伪善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可能要多一些，知识分子掌握的伪善“花招”可能要复杂一些。这当然和他们的职业训练及文化背景有关。受过其他职业训练的人同样可能较易沾染另外一些恶劣品质，比如屠夫之于凶狠、商人之于奸诈。
王朔之所以得出这样偏颇、武断的结论，和他缺乏一些基本知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和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厌恶知识尤其是概念化的知识（《无知者无畏》１０７－１０８页）有关。实际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反对只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心理情结和功利需求。和他有没有充足的反对理由无关。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理解，王朔的偏激心理可能来自他对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残酷的痛恨、对现存诸多弊端的仇视（《美人赠我蒙汗药》１６０－１６２页）。可是，他将历史上的残酷和现实中的弊端归罪于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看错了靶子、打错了板子。也许王朔心中并非不清楚其中是非，只不过出于某功利目的故意如此说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王朔近期文化点评中的错误和偏激是相当明显的。
有些复杂的是，王朔点评中深刻、独到的见解和错误、偏激的结论往往混杂在一起，有时他是以偏激的语言表达某种独到的见解，有时他的错误议论中还暗含某些可取的成分。实际上，对错混杂是他思想的宿命。因此，我们对王朔点评中的认识价值应该透过偏激或错误的帷幕来看，而对于他思想中的荒谬和偏颇也应该抱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这些认识价值倒未必意味着王朔有何思想建树，而是在于他的批判开拓了一些思想空间。当然，这里的思想空间主要针对的是对社会大众的思想活动。
另外，王朔点评中还包含更值得解读的文化意义。他（以及老侠）纵横捭阖式的点评中虽然包含了对大众文化的严厉批评，但其实质上仍然是基于大众文化市场，是为满足大众需要而生产的“文化快餐”。对此，王朔本人和出版者及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王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大众品牌，成为文化市场上的一棵摇钱树。他的文化点评暗示着市场对于思想的进攻和浸染，暗示着思想经过包装后可以走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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