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的古代笑话中，知名度最高的大约就是《笑林广记》了。人群中如果发生些不尴不尬的事，或出现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情态，有人可能会说：这事可以进《笑林广记》了。人们把它看作是一本集笑话之大成的笑话书，真正的笑话都应该收入这部书。而其它数以百计的笑话集就没有能享有这样的“荣誉”。虽然，《笑林广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真正读过这部书的人却不多。今天石继昌先生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一睹为快，这是一件大好事。
所谓“笑话”是一些带有喜剧冲突或喜剧色彩的小故事。笑话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笑”，笑可以使心理和机体双重放松，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它也是人类自我保护不学而会的一种机能。我想它的产生一定很早，当人们有了交流沟通，并掌握了语言之后大约就有了笑话，只是那时没有记录罢了。西周以来，由于文字记录手段的进步，笑话开始出现了。不过这时的笑话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经传或子书而存在，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的。像《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五十步笑百步”；《墨子》中的“买椟还珠”；《庄子》中的“儒以诗礼发家”、“东施笑颦”；《韩非子》中的“郑人买履”、“郢书燕说”等等。这些或长或短，或取于生活，或是虚构的笑话都是为了诸子们说明某个重要的道理服务的，因而，带有寓言性质。笑话作为一个独立体裁而载入文学史是在魏晋之际，此时，社会动乱，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文人士大夫感到生命的修短难于把握，转而追求感官的刺激和肉体上的享乐。笑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与生理上的舒适，自然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追逐的对象。笑逐渐与思考脱钩，从诸子与史书中独立了出来，变成了单纯的、没有深刻寓意的笑。这些“笑”是布满其日常生活、甚至是公众场合的。人们把这些收集起来编成书籍，这是他们生活的记录，更是进一步传播这些“笑”的底本。于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笑话集——魏·邯郸淳的《笑林》，《笑林》已经亡佚，我们看到的《笑林》是鲁迅等人的辑本。从辑本中也可以看出它是一本单纯的笑话书，很少有寓意了；人们编辑此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娱乐。孙楚在《笑赋》评论到这本书时，也是说“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可见读者也是把它作为“调谑”之书来看待的。它是我国第一部为了消闲娱乐而编辑的书籍。此后，又有魏澹的《笑林》，杨松玢的《解颐》，侯白的《启颜录》一系列的著作。它们表明笑话集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可惜它没有引起文学史家的普遍关注。至今尚未见文学史上有所论述。
隋唐和隋唐以后，笑话这种短小的文学样式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隋唐之际出现一位幽默大家，这就是后来成为箭垛子式的人物——侯白。他是一位善于讲笑话的活跃于豪门贵官之间的聪明机智人物。我们从关于侯白传世的笑话中可知他常常与隋朝亲贵杨素谐谑调笑，有时对杨素有所戏弄，其胆其识，皆有超越常人之处。因此，人们都爱把幽默、机智的言语和行事附会在他的名字上，直到他去世二百多年后的唐末还有关于侯白的笑话产生。署名侯白的《启颜录》也收录有隋代以后的故事，隋唐时期的笑话多发生在宫廷庙堂之间，与帝王贵族和高官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启颜录》中所记载的北齐宫廷里表演滑稽节目的艺人石动筒的幽默机智的故事，许多是很优秀的笑话，至今仍旧具有生命力，它的启人幽默和智慧的作用，仍未消失。像歪解《论语》中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说这是讲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中，有三十位结了婚，成了家，四十二位还没有结婚。这个包袱直到现在的传统相声和戏剧《连升店》里还在用。
如果隋唐期间的笑话多是流行在宫廷或豪门的，其中故事的情节也多与宫廷豪门有关，到了宋代，笑话集的故事则多取之于文士，连趣味也多是以文士趣味为主的。许多著名的文士参与了笑话的创作和收集。例如苏轼的《艾子杂说》，过去多版本学家认为这部书不是苏轼的著作，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近来孔繁礼先生提出较充分的依据认为它是苏轼晚年的作品。吕居仁的《轩渠录》、周文汜的《开颜录》、邢居实的《拊掌录》、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谈谑》、范正敏的《遁斋闲览》、罗烨的《醉翁谈录》等，其内容也多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故事，有些用词还很典雅，非一般读者所能懂。
从文学角度看，明代笑话达到最高水平。这个时期不仅留下的作品多，而且质量高。笑话首先是通俗文学，太过高雅，只有少数文士才能懂，便脱离了群众，失去影响力。而自古以来，通俗文艺为文人士大夫所鄙视，雅俗之间仿佛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自元代以来，由于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降低，文士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明代，特别是万历以后，通俗文艺在社会上层也得到充分的肯定，参与这些文艺样式的创作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事了。在文艺理论上，一些主张个性解放的士人，把“俗”的民间文艺作品看作“天机自动，触物发声”，能够正确地对待“雅”与“俗”，这样许多文人士大夫能够带着自觉意识参加到通俗文艺创作中去，使得通俗文艺得到长足的进步，笑话领域也是如此。文士们把说笑话纳入他们的消闲生活，甚至建立了专门说笑话的组织定期交流。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就记载了其叔在北京组织“噱社”的情景：“仲叔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在这种环境里，创作笑话和编纂笑话集就是当时文士乐于做的事了。
明代文士们编纂的笑话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把自己创作的笑话编辑成集。如陆灼的《艾子后语》、刘元卿的《应谐录》、浮白主人的《雅谑》。如果说宋代文人写笑话还是偶一为之的，而晚明有些文人则是有意为之，他们郑重其事，自己写了，还请朋友作序。二、为了表达某种寓意而编写的。如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赵南星的《笑赞》等。这些集子中的笑话有作者创作的，也有不少是收集来的。但其重点不在于笑话本身，而在于作者的议论。三、根据古今正史、笔记丛谈、稗官野史等书中可笑的人和事的摘编而成的笑话集。在各事之后，多有编者的按语，如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四，收集和并加以整理的民间笑话集。如江盈科的《雪涛谐史》、冯梦龙的《笑府》等。从这个概述中可以想象明代笑话创作的繁荣。
到了清代，由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笑话创作比起明代有较大的退步。这个时代重要的笑话集大多是对前代笑话的编辑，如名气很大的《笑林广记》就是这样一部笑话集。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笑林广记》最早的本子是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三德堂刊本，题为“游戏主人纂辑，粲然居士参订”。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刊刻，题为程世爵撰的《笑林广记》。虽然两书所收的笑话绝大多数都是从前人书中收集来的，但两者所收录的范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这部书是根据乾隆五十六年刊本校点排印的。
虽然这部书中所收录的笑话不是编者自己创作的，大多取自历代有关载记，然而，从其编选内容和《笑林广记》的序言来看，其中是有寄托的。“掀髯叟”的序中说编者一生经历颇多，养成其独特的个性，他“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清言倾四座，非徒貌晋人之风味，实深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可见编者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意。因此，书中一些类别的设置和一些笑话的入选就不是随意的。
全书共分十二类：古艳、腐流、术业、形体、殊禀、闺风、世讳、僧道、贪吝、贫窭、讥刺、谬误等。从这些类别的设置就可以看出编者所关注的是那些社会问题。对于那些迂腐无能的儒生、半真半假的僧道、腐朽贪鄙的官吏、善于哄骗和欺诈的形形色色的迷信职业者以及种种危害社会百姓的人和事，都在编者讽刺与调侃之列。
这类的笑话大多是从明代笑话集中搜集来的，有些地方还从文言译为白话，从立意到措辞都很尖锐。清乾隆年间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狱最为密集的时期，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冤狱。掀髯子的“序”中为编者开脱说：“言者无罪，闻者倾倒，几令大块尽成一欢喜场。”读《笑林广记》，会使您捧腹大笑，您何必还计较其中的讥刺呢？明代笑话中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有大量涉及到性的笑话，这与晚明个性解放和生活的放浪有关。似乎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大量的关于性的幽默和笑话。我们把《笑林广记》中关于性的笑话视为严重的缺点，不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些问题，而是在涉及到这些问题时，反映了作者和传播者思想意识的腐朽以及情趣的低下，如对妇女的歧视和所持的玩弄的态度、贪恋单纯的感官快感和一些作品所反映的作者人格上的卑琐。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应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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