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陈明自称是我的“忘年交”，小我３２岁。他对我生活上如走路扶我一把、吃饭让我先来之类很注意；另一方面则是在交谈和讨论时“没大没小”，不仅直呼我名，有时还言出不逊，与我对长辈的态度完全不同。不过，我倒欣赏这位“小朋友”，直率痛快，口没遮拦，交游也甚快活。
这个对谈是他提议我赞成，关在北大勺园宾馆里几天弄出来的。我们两人都性急，讲话争先恐后，绝无停歇让磁带空走之时，而且由于毫无拘束，想到便说，所以说东忽西，经常漫出边界，失去中心。虽然匆匆修改一番，基本上仍是这个样子。我说，“论学”毫无分量，单薄粗糙；他说谈话原汁原味，非常自然。我说，这样发表，没人要看；他说，就是这样，才卖得好。我拗不过他，于是，发表也罢。
“浮生论学”这标题来自“浮生记学”。“浮生记学”是我当年答应傅伟勋写学术自传时拟定的。因此又想起了伟勋。伟勋比我小三岁，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是我非常喜欢的学人之一。他也是口没遮拦，快人快语，见真性情。在那篇文章里，我曾感叹现代化来临而真情日少，商业繁盛使人喧嚣而更寂寞，因而感到伟勋性格之可贵。据韦政通兄告，伟勋晚年大说不该搞学问，太没意思，而总是肆无忌惮地在学人朋友中大谈男女之间的上床欢乐。伟勋是个悟性极高非常聪明的人，他曾根据自己切身体验写过死亡学的著作，成为轰动一时的台湾畅销书。我正想就此和他聊天，他却于１９９７年匆匆去世了，竟由于癌症多次手术后的意外感染。如此豪爽的一位汉子，一下子就永远没有了。我想起时，总倍感怅惘。我也常玩味他晚年癌症手术后的情况：伟勋似乎很快乐，照样喝酒，再三声称决不会死，仍在努力搞学问，但另一方面又极不满足，总感人生没意思。的确，如果不信神，不信鬼，那倒底把人生意义放在哪里才好呢？去日苦多，及时行乐？精神上难得满足。著书立说，名垂后世？舍身饲虎，建功立业？贝多芬欢乐颂，浮士德上天堂……，就满足了？也未见得。佛说无生，那当然最好，生出来就是痛苦。但既然已生，又舍不得去自杀，如何办？这个最古老的问题仍然日日新地在压迫着人，特别是死亡将近再一次回首人生的时候。本来，人的生存问题解决后，性的问题、自然本性问题、人生无目的问题，会更为突出，更为恼人。有没有、可不可以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呢？不知道，很难知道。也许，存在的深奥是有限的人和概念的理性所不能把握的？伟勋晚年“返朴归真”，由学问人竟回到“自然人”，是不是在对人生作这种最后的询问？是不是又一次陷入了对生死、对人生意义究竟何在作挣扎不已的无望追求和苦恼之中？我不敢作此肯定，只是在感伤中怀疑和猜想。也好，由书名触发了对伟勋的怀想，就此作为对他的悼念：意义难求，愿兄安息。
“浮生记学”既然书名都给了陈明，当然也就不会再写了。记得当时也拟了一些章节标题，例如套用王国维“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三部曲以及“黎明期的呐喊”、“原意难寻，六经注我”等等名目。其中也有一段要写在北大的光景，北大那几年单调、穷困的“养病”（我当时患肺结核）学生生活，仍然留给了我许多记忆，那毕竟是我的青春岁月。今日重来此地，确是物是人非。物也变了许多，但依稀旧貌，还能找到；人却或老或死，完全不同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不久前曾这样即兴举杯与一位年轻女孩子相互祝贺，将“人不同”随口改为“人亦同”。她很高兴。但我们都知道，青春毕竟是留不住的。那么就努力留住能够代表青春代表鲜花代表真实代表意义的世上真情，又如何呢？这是不是应该算作人间最可珍贵的？
那么，这本书如果在胡拉乱扯中，在谈玄论学中，经过非常自然的交谈，从某种意义上也能保留一点点人世真情，不也就有了出版的借口么？也为了这，陈明要发些照片，由他从我的相册里挑选了一批。
陈明要我写序，又胡说一通。但说得如此煞有介事，作古正经，实在有点可笑。
没办法，是为序。
陈 明
李泽厚跟我的关系是老师、老乡和朋友。
我认为他是我们学科里这五十年甚至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学者。他将自己上接康有为，并不是什么狂言。这中间还有哪些重镇横亘其间构成挑战呢？牟宗三先生当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儒家的事业意义非常大，但我认为它主要应该置于社会史文化史的范畴内去加以评估。他们漂流海外，守先待后，是中国文化慧命的守护者，而他们文本书写所择取的那种知识学进路，先天限制了其思想成就的获得。这是二十世纪的学术范式与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使然，没办法的。李泽厚则提出了许多东西，在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开始新一轮启动的时候。虽然他早已轰动一时二时，但那主要是由于转型初期理论界太过贫血。我认为他在本书中着意强调的许多东西并未得到世人的真正了解，也不会有兴趣去了解，但我相信它们会长久地影响后来的思考者，至少作为一个起点或作为一种参照。其作为灵感记录的论纲形式，知识学上梳理得不精不细，正说明它们尚属于智慧的初创形态。
古人云“非我而当者是吾师”。我称李泽厚为老师，并不是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接受了什么。我认为教我东西最多的是小学时的语文闵老师，教我拼音；再就是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余敦康先生，指示我为学方向。李泽厚这里呢，主要是我对他心存敬意——叫老师先得有几份佩服才行。同时，他有几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一是要我选择一二个较小的课题做透，成为专家。像他有了谭嗣同、康有为两个人物研究，就可以放言无忌、有恃无恐。除开心理上找个根据地，在一个地方下足笨工夫，得到的训练就像解剖麻雀一样，举一反三，做其它什么即使不势如破竹也胸有成竹了。这虽然是大道理，由他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二是要我尽快明确自己的定位，做学问还是搞思想？最近写的几篇文章他看了说，既不像学术又不像思想。虽然对他的学问和思想的标准不以为然，因为我自己心里定位明确，也知道该如何用作品标明，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我知道他对我的态度或心情跟余先生一样是寄以厚望的。三是他多次指出我不努力。这回在对谈间歇到未名湖散步，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跟赵汀阳都难成大器。赵汀阳不认真，你陈明不努力。”不认真，是西方后学的重解构轻建设的嬉皮士；不努力，是传统庄列的逍遥放旷的文人味。赵汀阳是不是那样我不知道，反正说我，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说者不是无意，听者自然有心。我会记着，到时候会努力的。
再一个就是他说我“天性淳厚”，在我人格结构的天平中，在善的那一端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他常说我聪明。这时我就说：“听到说聪明，我高兴；听到说天性淳厚，我喜欢”。是的，人经常是你说他是什么样子，他就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天性中这样一方面的东西很少被人发现。实际上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这么说过。有次过年，外婆从笼子里抓出一只鸡，一边拔鸡脖子上的毛，一边在嘴里念叨：“鸡儿鸡儿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看着鸡翅膀扑腾扑腾，想起它打鸣的样子，我就要抢外婆手里的菜刀。上屋的老太太见了就说，你这外孙伢子心好慈哩。
同乡三分亲，首先亲切的是口音。长在异乡为异客，一定的口音我认为是一个人有性情的标志。有的人到一个地方，路还没认全，就本地话咬得字正腔圆了，我听着总有戏子的感觉，跟那刚拿绿卡没几天就对着老爸爹地爹地叫的所谓华裔一样叫人轻视。李泽厚的长沙话还是蛮标准的。整理录音的两个小朋友说，十盘磁带听下来，他们的湖南话已达六级水平了。这大半应归功于李泽厚，因为我为减少整理的难度，说话时尽量注意，应该比李泽厚离普通话近一点。
再就是口味。湖南人最喜欢腊鱼腊肉腊鸭腊鸡，李泽厚还不止如此。有次从长沙回来，老同学送他几瓶剁辣椒，他要往美国带，实在带不动的，就留在我这里。这剁辣椒确实好，每次吃饭没胃口的时候，只要打开瓶子闻一闻，不管什么菜，两碗饭下去是没问题了。他在美国应该也是这样。我跟他到长沙，他指定要住在司门口。为什么？到火宫殿、老照壁、杨裕兴都方便，那里有他读省立第一师范时所熟悉的面条、米粉、臭豆腐。当然这些也是我小学中学时的美好记忆，就跟我们常常说起的枫树叶、映山红、油菜花一样。
凡有所食，皆成性格。爱吃湘菜的李泽厚湖南人性格挺典型。犟、固执、或者叫霸蛮。曾国藩讲过“挺经”的故事，二个作田人过独木桥，在中间相遇，都不让，挑着担子挺了一天，这是霸蛮的生动写照。曾国藩挺出了事业，李泽厚也犟出了成就。那几十年，读书人要搞出点名堂，多不容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既要有义理的导引，也要有气质的滋养。当然，今天喜谈巫史的李泽厚与湖南乡土说不定还有另一种联系，那就是他的灵气与楚文化中的巫风一样带着几份邪气。郑家栋说他是个异数，异数就是妖精。
最后讲朋友。他说我是自称忘年交，似乎他并不这样认为，其实他是不满足于我只把他当忘年交。他还希望我多两种角色，像学生啦，追星族啦。但要是我真的变成了那样（当然不会），他恐怕又会很失落的。他不缺少学生（聪明的、笨的），也不缺少崇拜者（男的、女的），他真正缺的是朋友。他那种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有什么朋友，至少在年龄相近、专业相同和生活工作圈子重合的那样一些范围中。他是所谓人中龙象，需要的空间自然也就比较大，不免因挤压他人而引起拒斥反感。而人对朋友的需要又不可能没有。他说他在美国很寂寞，其实我想在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那种寂寞并不能说都是武打小说中独孤求败的那种。
我呢，跟他若即若离，因为我也属于身上有刺的豪猪。在一起的时候，追求时间的效率，什么都说，什么都干，但决不久呆。兴致稍降，迅即离开。不知这是不是也可叫作君子之交淡如水，反正我认为是我们之间友谊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唯一方式。当然，跟他在一起还是挺有趣的，因为他已是从心所欲的年纪，脑子反应又快。有次他向大他一轮的宫达非求取长寿秘诀，不知谁答了一句“不近女色”。轻松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李泽厚却笑着反问：“哪个近？接近的近还是禁止的禁？”宫也不含糊：“有时是接近的近，有时是禁止的禁。”举座皆欢。
他总是爱说我没晚辈的样子，我也不讳言他没长者的风度。比如打电话，他远在美国，中国电信收费又那么狠，一打就是几百块，他毫无同情的理解，总要我拨过去。我知道他不可能是吝啬钱，他要的是那份心理上的被尊敬感。我说老倌子啊，你可以让我打受付呀！后来，我就用ＩＰ卡，打完拉倒。５０或１００块钱走完后，哎，意犹未尽的他又拨过来了。
据我的经验，大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徐迟笔下那种“白痴天才”是极致。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李泽厚即是如此，既有美丽的羽毛，也有俗气的辫子。难能可贵的是，他摆弄起来都那么自然。
自然就讨人喜欢。
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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