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当作自己的精神商标。尽管人们并不明确“人生意义”的真正所指，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振振有词。我们一来到世上就被各种名目的先验意义所缠绕着。他们定义着我们的生活，而且实实在在地左右着我们的价值选择。虽然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具有反叛意识和现代性的思想家着手将意义的宫殿捣个粉碎，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宣称的“无意义”其实还是一种意义。无论是尼采的绝望，还是加缪的冷漠以及萨特的恶心，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已经停止或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但是，他们所设定的“无意义”其精神模式和那些先验的意义如出一辙。面对偶像的黄昏，失落的人们突然被告知人生是无意义的，不管是欣喜若狂，还是神情沮丧，人们终归要感到无所适从。本来，“活的没劲”是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一种私人反映，而今却成了一种流行性的精神感冒。人们之所以把意义的缺失当作一个崩溃性的精神事件来对待，是因为意义曾经主宰了一切，而生存却成了一种附属品。意义和价值不是处于被追问状态，而是一直保持着无懈可击的傲慢姿态。意义是伟大的，而人和人的生活却不值得一提。这显然是一种精神病态。人们对意义的关注来自对自身的关切，然而，那些以“人生意义”为标签的大道理却与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没有多大关系，人们把它挂在口头，纯粹出于一种语言惯性。
意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艾温·辛格在《我们的迷惘》一书中指出，“我们眼下的困境，往往源于一种空无意义的感受，而幸运的人们又总是比那些仅仅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们，更容易陷入这种困境”。可见，感受到生活的无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对于以“活着”为最高目标的底层百姓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填饱肚子，为了抵达这一生活底线，他们运用各种办法来激励自己，使自己不至于陷入绝望的深渊。余华笔下的福贵、刘恒笔下的张大民以及池莉、方方、刘震云笔下那些出身低贱的生存英雄，他们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了争取生存的资格上面。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就是一种幸福，活着就是一种满足。空泛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干扰而已。但是，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福贵和张大民只有靠内心的自我安慰来维持生活下去的信念。史铁生在小说《命若琴弦》中所刻画的那两个瞎子也是靠制造意义生活的人，他们坚信只要弹断九百九十九根琴弦，自己的眼睛就会复明。这种设定之所以具有实实在在的内驱力，是因为它是可操作的，他们每天都在弹琴放歌，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方式，但是，他们却没有可能弹断九百九十九根琴弦，因为生命是有限的。琴弦虽然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奏响，但是，命运却并不在他们的手中。瞎子的幸福在等待之中，这种等待不是漫无目的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感到自己每天都在接近目标，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谎言的本质不是虚假而是不良目的。善意的谎言往往是为了制造某种意义以维持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
那些发现人生无意义的人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因为他们戳破了谎言。他们为自己的勇气和胆量而打动，他们甚至不由得可怜那些蒙在鼓中的人。是啊，他们活的那般有滋有味，原来，只是去赴一个虚妄的目标！我讨厌王朔之类的聪明人，他们把一切人都说成是“傻Ｘ”，而且不惜浪费口舌去帮助他们揭穿所谓的真相。这些人把“诚实”当成资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多么见不得虚伪。其实，一个人所能够负载的真实是有限的。自我欺骗是创造意义的重要方式。“皇帝的新装”固然可恶，孩子的勇气确实可嘉，而那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嘴上却不说出来的人未必统统都是伪君子。他们或许是不忍心把皇帝的美梦弄个粉碎吧，抑或许是故意出皇帝的洋相。我们最好不要轻易说哪种活法有意义哪种活法没有意义，这是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理由，他们所创造的意义只适应于他们自己。意义不是承诺，也不是可以广而告之的口号。艾温·辛格将幸福与富有意义区别开来，他注意到，农民生活艰辛，他们的生命却健康活泼，他们不去想生活是无意义的。而那些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人却在辉煌的那一刻崩溃了，他们感到这一切都极其乏味，他们弄不明白，自己通过艰苦奋斗所获得的难道只是内心的无比空虚？晚年的托尔斯泰发现自己越来越爱那些贫穷而单纯的人们，因为他们从来不用那些虚荣的精神外衣来包裹自己。活出意义来，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教训人。一个人不可能反复对自己讲那些没影的事情。活着以外有许多高尚的、美丽动听的目的，然而，更多的人把这些东西当作招牌，纯粹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并不真正起作用。意义与人的周旋像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人常常会处于尴尬的处境。我们的迷惘正是因为意义太多、太滥。我们已经搞不清哪些属于我们，哪些不属于我们。
不管怎样，一旦意义成为一种生存模式，人就会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意义所牵引，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
（《我们的迷惘》，艾温·辛格著，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1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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