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侵略、屠杀行径的无耻掩盖，是对人类良知的野蛮蔑视和践踏。文先生以及她文章中提到的三浦绫子和萧乾的文章，表达了所有热爱和平的善良、正直人们对此的义愤和谴责，现一并刊登如下。——编者
汇文中学的语文老师王丽打电话来，问起我中学时期关于自己受过的语文教育的情况。登时，阔别五十六年的张先生那耿直不阿的神态便浮现到我眼前。小学毕业后，我到北平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去读了两年英语，才插班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考入高中。张先生是我初三、高一、高二时期的语文教师。那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三年，张先生常常对我们分析时局，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末日快到了。在她的启发下，我写了两篇作文，受到她的表扬。
第一篇是我的自传。我写道，我六岁入孔德小学，念完一年级，七岁时随全家人赴日本东京，在家庭教师辅导下学了几个月日语便进入麻布小学一年级。由于我已学过一年算术，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好的。写字也驾轻就熟。因为日本的片假名?楷书字母?本来就是采用汉字楷书的一部分而成，而平假名?草书字母?则采用汉字草书的一部分或某些字的全部而成。我在国内已学会几百字，字当然也写得比日本同学好。直到毕业，我年年获优等生奖状。
接着，我在圣心学校攻读英语。其实，十岁的时候，大姐三姐就开始教我英语了。那些金发碧眼的孩子，读的是母语。但她们太懒，娇生惯养。因此，月月上台领奖章的仍是我这个中国孩子。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方面都绝不逊于其他民族。
当时，作文一概是用毛笔字。我洋洋洒洒写了六页，交了上去。张先生当众表扬了我，教全班同学传阅。乃至发还到我手里，我看到她为我写了满满一页的批语，笔力遒劲。我对此记忆犹新，全文是：“既有你这样不同平凡的经历，又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努力吧，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上高一后，张先生出了个富于启迪的作文题：《自由与压迫》。我写了篇寓言体小说，大意如下：自由国”的人民在他们那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徜徉，该国有悠久的文化，每逢毗邻的“压迫国”的人前来留学时，就慷慨地给予优厚的待遇，不但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人，还赠送金银财宝。“压迫国”土地贫瘠，没有矿藏，居民个个都是矮子，因为营养跟不上。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鼓动大家练好武术，以便占领“自由国”，将该国的人民当做奴隶。他们当主子，以便享用“自由国”的一切。“压迫国”的人们磨刀霍霍时，“自由国”的人们开始自相残杀，削弱了本身的力量。“压迫国”的人趁机对“自由国”进行蚕食，把好端端的大好江山侵略了一大半。“自由国”的人们这才猛然醒悟。他们团结起来，奋力抗敌，终于把“压迫国”击败，重新获得自由。
这篇文章，张先生没有加批语。但她要全班同学传阅，要我放学后带回家去焚毁。我照她的意思办了。
自十九世纪末叶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从多次的侵华战争中得到的甜头太多了。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们原以为在我国东北已备有一百万名关东军，占领全中国也就是几个月的事。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旷日持久、无比顽强的抗日战争，是日本侵略者所始料未及的。
辅仁是德国天主教神父修女所开办的，伪政权对它比较客气。例如照规定每周应该上五堂日语，两堂英语。实际上我们上的是五堂英语，两堂日语。修女关照好，如果查学的来了，她就赶紧来敲门了，我们立即将课本照功课表上写的换过来。实际上，查学的一次也没进过教室。
然而，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系主任英千里就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过。新中国成立前，他只身去了台湾，在那里去世。据他的家属说，家中至今保存着被日本宪兵严刑拷打留下的一件血衣。我念初三和高一、高二那三年，每次上日文课，同学们就起哄，没有一个认真学的。考试时，我给全班同学递小条，保证人人及格。老师干脆到走廊里抽烟去了。他教日文，只是为了混饭吃，自己也觉得不光彩。
1945年8月15，日本军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使母亲万分伤心的是，从老家贵阳传来了消息，我们的外公、外婆，以及么舅妈?我母亲的弟弟万徐如的妻子，她跟我母亲的关系最好?都死在日寇对贵阳进行的大轰炸中。
9月1日，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发现，语文课换了老师。原来张先生和她丈夫刘先生都离开了辅仁女中。刘先生教过我四姐。日本宪兵队怀疑他是共产党，曾把他抓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残酷地予以摧残。
新老师是辅仁大学女校国文系的高才生、陈垣校长的高足。张先生不待见文言文，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新老师，讲解起古文来，却头头是道，从而弥补了几年来忽略古文的缺陷。
1946年投考清华大学的人特别多。因为1937年以来，沦陷区的高中毕业生已经有九年没有条件投考清华了。例如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徐若曾，抗战前就毕业了，硬是在上海工作了九年，1946年才考进来，所以比同学们年长八九岁。国文的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倘非那三年间张先生经常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使我有了比较广阔的视野，我想自己面对这样的题目是会束手无策的。我至今感谢可敬的张先生。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不顾国际舆论，悍然通过颠倒黑白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饱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尤其应该高度警惕。正因为日本人用心险恶地歪曲历史，中国人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教育后代子孙了解真相。
那么，该怎样着手去做呢﹖
最近我收到了三本《新语文读本》，都是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王尚文、吴福辉、王晓明主编。三本中，初中卷二收有萧乾的《邓山东》。我认为完全可以换成作者写于1934年的《邮票》，以便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少年了解“九一八”事变后爱国青年的思想与活动。初中卷六收有我本人译的《京都四季》(日本水上勉作)。为什么不可以换成另一个日本作家三浦绫子的随笔《爱国心》(1982年，见《日本散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浦绫子曾任七年小学教员，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退职，开始用作品唤醒民众。她敢于说真话，公开指出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读者纷纷写信责怪她：“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净写什么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啦，做过残酷的事啦，你难道没有爱国心吗﹖”作为答复，她写了这篇随笔，针对修改教科书的问题，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告诉读者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心，呼吁日本人民不可重犯过去的错误。她那真挚、炽热的激情感人肺腑。然而，她的声音太微弱了，她已忧心忡忡地死于1999年，享年七十七岁。
高中卷四“都市风景线”的三篇(萧乾：《北京城杂忆》、王安忆：《上海弄堂及其他》、刘易斯·托马斯：《池塘》)，我建议换成巴金的《修改教科书的事件》(见《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九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萧乾的《倘若我是日本人》(见《萧乾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王火的《战争和人》第一部第五卷第四章写南京大屠杀的段落及第三部第八卷第四章，写抗战胜利后，被囚禁在上海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的日本战俘思想状况的段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巴老在《修改教科书的事件》中提到，1935年他在横滨和东京小住七个多月期间，就曾撰《日本的报纸》一文，揭露日本报纸所刊载的一些反华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上海的一家杂志社将它送到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去审查，结果“不准发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
巴老在该文最后一段中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中间有少数健忘的人习惯于听喜报，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战，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损害友谊，有伤和气，或者妨碍团结。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来，作了反面教员，敲了警钟，对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点治疗的作用。军国主义的逆流就在近旁翻腾，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忘记八年抗战的往事了。”
巴金此文是1982年9月6日搁笔的。十九年后的今天读来，非但不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
京都的四季、北京城的布局、上海的弄堂，固然美好，但这既然是教科书，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上世纪前半叶我们的民族都经历了哪些事，中日作家?巴金、萧乾、王火、三浦绫子?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见解，也许更富于教育意义。
我认识女作家宗璞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她比我低一班，五十年代，她一度与萧乾在一个单位?世界文学杂志社的前身译文杂志社?工作。萧乾很喜欢她的《南渡记》，曾打算写评论，可惜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几天，我废寝忘餐地读完了它的续集《东藏记》。我巴望《西征记》、《北归记》早日问世。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民族的爱，对侵略者的恨。但愿今后能有更多像这样富于艺术气质、格调高雅的作品问世，千万不要只顾写小女人的谈情说爱来媚俗。
这关系到我们怎样教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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