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２月我到南京探望岳父岳母。到达的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白下区派出所所长突然闯进来，向岳父岳母宣布：根据林彪一号通令，必须马上离开南京到苏北农村落户。岳母卧病在床，向所长申诉困难，所长生硬地说：“生病可以晚走几天，罗化千必须马上走。”说完调头便走了。第二天清晨，七十高龄的岳父乘坐派出所安排的大卡车离家而去，被安置在淮阴县三树公社树西六队，在简陋透风的草屋里开始了艰苦的下放生活。
不久岳母拖着病弱身子也来此落户。两位已经没有劳动力的老人下放当农民，遇到的困苦不难想象。种地、浇水、烧饭、洗衣等等都由老人勉强自理，饮用水已无力自取，花钱请一位贫农从泥塘里挑来。岳母因患重病，常回南京治疗；岳父长期独居农村，本来还算健康的身体又因环境的恶劣而染上肺病。我们得知后，从北京买了大批链霉素等药寄给老人，在农村卫生院的治疗下，他的身体居然好转，但留下肺气肿的毛病。生性达观的岳父此时已感体力不支，生活难以自理。１９７５年岳父写了一首诗，记述了当时的生活情况：
曳杖龙钟怕远行，连年株守掩柴门。
自炊赤焰映白发，舍乏童稚寂无声。
咫尺菜市犹嫌远，门前懒剪韭与芹。
有酒因疾疏把酌，无牙知味囫囵吞。
我和妻子曾经三次去树西六队看望老人。第一次是在岳父独自先遣落户不久。看见岳父住在几乎难遮风雨的陋屋里，妻子偷偷落下了泪。岳父见到我们倍感高兴，执意穿过田埂和泥泞小道到集上从农民手中买了一条鱼几只猪爪为我们烧菜。岳父再三让我们放心，他会好好生活下去。那时贫苦的苏北农民对城里来的下放户既好奇又热心，邻居们那种朴实真诚的关心，给困境中的老人很大帮助，令人感动。
但是不久接到老人的信，说突然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沦入阶级敌人的行列，经常被叫去参加四类分子批斗会。这样一来，岳父成了专政对象，我们子女也成了反属。我们再次去淮阴探望老人，过去对我们热情相待的农民已绕道而走不敢理睬了。我去公社民兵大队询问：他在南京没戴帽子，怎么下放后反戴了？民兵队长说：不知道，是县里来通知。我又去县公安局询问，公安局的人只回答一句话：是南京来文让戴的，便不理我了。我又到南京公安局上访，几经查核回答说：没戴，罗化千没戴帽子。是工作的疏漏还是对人的命运漫不经心？现在已无法弄清。朴实善良、历经磨难的岳父就这样风风雨雨在农村度过了七年。这期间他还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小诗：
藕丝印泥犹红艳，鸡血图章久蒙尘。
珊瑚笺纸年久蠹，愧我笔债未偿清。
岳父一生钟爱书画，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可惜他的才能在新旧社会都未能充分展现。也许在一个孤寂的夜晚，他的心再次被未能实现的理想所啮噬时，发出一声“愧我笔债未偿清”的叹息。
岳父诞生于浙江省新登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精于书法。岳父幼年看其父为新登县考中秀才、举人等功名的人写“报单”，便爱上书法。当然无钱买笔墨，只能用树枝蘸水在石板上练字。十八岁考入杭州蚕桑学校，因蚕桑学校比邻西泠印社，得以结识该社名人吴昌硕和王一亭，并受到他们的指点。这时岳父不仅对书法，对国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蚕桑学校毕业后，岳父又考入上海大学美术系，结识了于右任校长并受到于校长的青睐。于校长对这位来自农村的朴实青年多方指点，岳父字画都有很大长进。岳父的画长于泼墨山水，字则专师魏碑龙门，二十年代末已在书画界崭露头角，受到前辈赏识。蔡元培、于右任和王一亭等大师在岳父１９３０年创作的几幅泼墨山水画上亲笔题词。蔡元培的题词是：“木石?弩，风云酝酿，健笔一挥，令人神王。”于右任的题词是：“精神上与宋元人血战。”王一亭的题词是：“松树阅万千，涛声飞一天。此中清净甚，白鹤倘来眠。”为了扶掖岳父，于右任、戴传贤、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和王一亭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３日的上海《民生报》上联名介绍岳父字画：
罗空同志，字化千，别号浮云，精研书画，深入堂奥。书法具跌宕豪逸之致，山水以泼墨破古人之章法而自成一格。曩在沪渎老缶尝订润例，声誉卓著，年来其艺益精，纵笔挥写各极其妙，爰廉润一月，谨为介绍。（字例）市招每字两元；楹联堂幅四尺两元，每加一尺递增一元；屏条立轴每幅对折；扇箑题笺每件一元。(山水)堂幅每尺四元；屏条立轴每幅对折；扇箑册叶每件四元。墨费一律在内，期满概不援例，总接件处：四象桥南洋旅馆。
有如此多名人推荐，自可卖字画为生，献身心爱事业的理想即将实现。然而鬻字活动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大批东北难民流入关内。热爱祖国的岳父忧心如焚，无心再钻研书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用一年多时间写楹联七百余幅，得润资一千余银元，他将润资全部捐献给上海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他的义举在书画界引起很大反响。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上海《申报》刊登由许世英、熊希龄、王震、王正延、孔祥熙、张啸林和杜月笙等二十六人署名的《鸣谢罗空大善士》启事：
兹承王一亭先生经募罗空大善士书润助赈，救济东北难民捐款洋一千零十九元六角五分，除掣奉收据外，特此登报鸣谢，以扬仁风。
１９３３年冬，日军逼近南京，岳父携带全家辗转到山城重庆。这已不是写字作画的时候了。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找份同自己特长相关的工作——在军政部会计处绘制图表，一干便是八年。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时他已领少将薪俸了。１９４５年秋天，岳父还都南京前夕，决定重操旧业，以字画为生，辞去军政部会计处的职务。为此他到监察院晋谒于右任先生。于右任对他的志向颇为赞赏，当即书横幅相赠：
罗化千弟，精研金石，并擅书法。历年以来，或捐书代赈，或义卖劳军，尤为艺林称赏。近将还都安砚，书此为介。三十四年十月于右任。
岳父回南京后便设砚鬻书画为生。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仅靠一支笔怎能养活一家老小，只得再到统计机关画图表。这次他进入联勤总部经理处统计组，仍属国防部下属机构。１９４８年８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军界友人劝他携眷去台湾，并允诺替他买机票。岳父自认是个职员，同国民党政权本无瓜葛，在国防部门做事不过画画图表，没必要追随他们去台湾，毅然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岳父拥护共产党政权，以为在新社会定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了。为了改造思想，南京一解放他便进入华东革大南京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作，但因“历史问题”被单位退回。途经北京时他本可找李济深先生，请他推荐一份工作。１９４８年李济深离开南京去香港转赴北平时，是他亲自送李先生到机场，两人交情不错。但老实的岳父认为托人情是旧社会的习俗，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这一套，便没去找李济深先生，只看了看在京工作的长女，便匆匆返回南京，回到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分校又把他分配到华东影片公司南京办事处绘制统计表格。岳父在影片公司工作不到８个月便在１９５１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这次被捕却并非因为“历史问题”。一天中午，岳父像平时一样到会议室沙发上午休。一推门，发现里面有人开会，便转身走开，原来领导干部正在会议室分析本单位“敌情”，认定岳父刺探“军情”，遂以“特嫌”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后又转送到政治讲习班。１９５３年夏天，查不出他是“特务”或有其他政治问题，给他开了一张“南京政治讲习班结业证书”，便打发他回家了。从此他失去参加工作的机会，被打入另册，无法也无心从事自己心爱的书画事业了。每天在家买菜烧饭，直到１９７０年下放到淮阴，共计１７年。
粉碎“四人帮”一年后，岳父才从淮阴返回南京，原来的住房已经交公，同岳母栖身在９平方米的斗室里，这时他已年近八十岁。屋室虽狭窄，但心情同过去大不相同。心里又萌生写字的念头。一天他在街上看到筹办南京书法展览的启事，便在院里长案上写了“明月一壶酒，清风万卷书”一副对联，并亲自送到书法展筹办处。筹办处的人见了大为惊叹，竟有这样好的字，赞叹不已，很快便在《南京日报》上发表了。于是耄耋之年的岳父焕发出最后的余晖，为寺院、名胜、名人故居写了大量作品。如南京栖霞寺的长联、灵谷寺的抱柱楹联、鸡鸣寺观音楼匾额和中山陵暗香阁的横披，均出自岳父之手。这期间在南京市民革的积极关心下，对岳父全面落实了政策。他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当选为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民革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顾问。
岳父从七十年代末开笔至１９８６年逝世这七八年间，共写了五百余件书法作品，深受江苏以及全国各地书法爱好者喜爱。岳父活了八十六岁，应算高龄了，但他的创作时间又太短了。并非他不想创作，而是社会没有给他创作的条件。想起来不免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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