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的关口，１９３１年夏，巴金开始写他的《爱情三部曲》，卫惠林无意间读了其中的《雨》（里面写有“吴仁民”），为其中巴金表述的“阴郁气太重”而不安，写信既表示“能了解”“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又劝说道：“我希望你多向光明方面追求罢”。巴金的回信，先“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岁月，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层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着光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说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巴金在巴黎乡间写他的处女作时，“我们中间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道路，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所以，“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朋友罢”。但是回国以后，两个人有了隔膜，“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地老了”。卫惠林有什么变化呢？得了巴金的回信，他没有再谈作品等等，我们还只能从巴金小说中看卫惠林。巴金说：“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那是“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虽然“气魄大，又有热情”，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不鲜见的，准确地说可以算作是“历史的中间物”或者“多余人”，这样性格的人热情起来他可以说这样澎湃的话：“我不想干那种干燥无味消磨生命的事情，我以为出十部、百部全集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依然不会因此得救”，“要革命还是从行动做起，单是在一些外国名词里绕圈子是不行的，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让他彻底灭亡，我不愿再在矛盾中间生活”，受咄和失意以后他又会这样说：“我永远孤独、热情、卤莽、蠢动、说大话做小事，如罗亭一样。在大学教书总不免要和校长、同事发生争执被强迫离开；又到工会里去做点工作，但又有人猜忌我，说我的个性太强，不能够做事。我永远不能跟人妥协，不能够认识人”，自怨自艾，慢慢地，“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巴金遥想若干年后，卫惠林通过这小说回想过去，“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因为巴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始终爱护他”，那么这样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的卫惠林就会使卫更好地了解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呢”？不过，“可惜的只是这种可贵的热情不能保持长久”吧（《爱情三部曲》总序）。巴金一生是始终贯穿着热情的，这种热情甚至在以忏悔的方式反省历史而被人哂笑、以独立思考的讲真话被人忌恨、以深刻体会“‘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我们行的是中庸之道”）而被人蔑视为“激进主义”时他都不稍减的。卫惠林不同了。但他们的友谊还在，巴金的小说里面总有卫惠林的影子，“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隐约地听见快乐的笑声”，也是“友情洗去了小说的阴郁的颜色”，《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杀青，巴金就在序言中把这本书作为礼物献给卫惠林、缪崇群、未婚妻萧珊以及大哥李尧林，因为“没有他们，我的《秋》不会有这样的结尾，我不会让觉新继续活下去”。
进入到人生“平稳”阶段后的卫惠林，化青春的热情为中年的冷静，１９３１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翌年与常州女子高宛玉成婚。然而他多年培植的理想主义情愫并没有完全褪去，不耐书斋中的死读书、读死书，卫与妻子后来离开南京（时卫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跑到河南南阳，要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创办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从乡村自治入手，导引农村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平等自由的社会，这是卫惠林继泉州黎明高中之后的又一次从社会底层做起的试验，只是这次失败的更快，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围剿”与“反围剿”不亦乐乎，学校只好停办，夫妇两人又丢了职业，遂在杭州助人翻译《法国艺术史》。不久他去同人所办的上海南翔立达学园，一边教书，一边进行社会工作和调查，后来又返回中央大学社会学系。
１９３４年，卫惠林在重庆的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期间他完成了《四川丰都宗教习俗调查》的学术报告。不久之后他回到南京，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主持民族学，他与黄文山（也即从前中国无政府主义重要成员黄凌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业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商务印书馆印行），又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等专业学术团体。此时卫惠林也撰写了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世界民族志》、《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等）。１９３５年，卫惠林的友人们巴金、吴朗西、朱冼、丽尼等创办了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又一个园地——文化生活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以平民色彩见长的，其同人以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三大信条自律，即“正义、互助、自我牺牲”，卫惠林虽然没有直接加入进这个园地，但他在办社筹备时拿出五十元入股，是这家出版社最初三笔资金的来源之一，这也说明卫惠林可能已经不再执着于年轻时的憧憬和理想，但他和他的“同志”们依然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他还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革命的研究》。
卫惠林从政治走入学术，然而时代却不是“平稳”的时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卫惠林一家辗转逃难到后方，卫本人又束装东下到了战时中心的武汉，准备投笔从戎，他参加战时动员的计划、巡回教育和宣传的工作。所谓书生报国，卫惠林数度远赴西北，开展工作，克勤克俭，但他所看到的景象却使他心寒，长官们贪污、腐化上下其手，又蛮横、苛毒地打击卫惠林的批评，卫惠林由国难燃起的政治激情又被浇灭了，这一次他发誓洗手了，他终于割断了青年时期还残存在他身上的那一点政治热情的脐带，“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卫惠林重又回到潜心学术的道路上来，再也没有旁骛政治了。
１９４１年，经过几年的战时政工活动，卫惠林返回成都，到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由于有几年西北的经历，他又在川康地区收集有大量的边疆民族的材料，卫惠林的兴趣转到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上，他创办了《边疆研究通讯》，这也是为战时所需的学问。１９４４年，他转任重庆的复旦大学。１９４５年，卫惠林又于中央大学创办边政学系，那是一个新起的学科。胜利后卫惠林随校迁回南京，这时他还想借“光复”之机开展一项“全国民族调查”，热心地为政府民政部献上方案，不想却被更热心于“武力统一”的当局打入冷宫，卫惠林失望之余，重新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这本书在他青年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是起过极大的思想作用的。国共内战后，已经挣脱政治牵绊的卫惠林认为再也找不到一块自由研究的净土、社会上也无处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只好随波逐流，南下广州。在南下中转的上海，巴金前来送行，二人相对唏嘘，黯然神伤。巴金的老朋友们：卫惠林、吴克刚、毛一波、黎烈文、周索非、马宗融等，这时先后都离开了内地。卫惠林在短暂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执教半年有余之后，受聘台湾文献委员会的编纂，参加编写台湾省的通志，于是在鼎革之际举家迁台，从此他的名字便在内地渺无人识了。
到了台湾之后，卫惠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派上了用场。台湾省通志稿，其中《同胄志》（原称番族、番俗志）是记录土著民族的专志，在卫惠林主持下完成了三卷并将阿里山调查研究的材料写成《阿里山曹族志》。１９５２年卫惠林转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执教；１９５５年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后二十几年，他开展田野调查，访问过台岛上四十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对土著民族的氏族、亲族、部落的组织，以及它们的世系、权威、阶级制度等做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这一时期卫惠林以民族学、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做了许多出众的研究工作，他创办和主编《中国民族学研究通讯》期刊、编著学术专著和权威教科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收获更有《埔里巴宰七社志》、《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中国台湾中部曹族的人种论》以及《台湾风土志》、《台湾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与聚落移动》等多部头著作。他作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然而在中国内地对他却是陌生的，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机构、课程等被取消了。当然，他和巴金等的联系也早已中断了（直到１９７７年年底，巴金给卢剑波夫人写信，还遗憾没有得到卫的消息）。１９７１年，卫惠林退休后定居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作访问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还没有“退休”，面对冷战等促发的愈来愈频繁的人类文化的危机，卫惠林提出《近年人类学的观念趋势与第四期任务》等，试图在人类学领域提出若干具有新价值思想的前提观念和条件，从而有所裨益于人类进步。
１９７８年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卫惠林的消息逐渐传入国内，一直关注着他的巴金也终于与他取得了联系，巴金兴奋地把这消息转告给其他友人：“卫惠林现在美国，他最近来信讲起他的台北之行，说老友都好”（１９８０年致黎丁）。卫惠林还想回来看看，巴金却有些担心，国内还有风风雨雨，所以“惠林回来，也有困难，一切都不简单”（１９８１年致卢剑波）。好事多磨，卫惠林终于于１９８２年９月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返国讲学，这次他回到了故乡——山西阳城，然后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学，在上海，就有了激动的一幕：他和巴金的重逢。与挚友久别相遇，卫惠林的性格又有所恢复，谈起往事，自是二人感慨良多，一次在巴金家里的晚餐上，卫惠林又“粗暴”了，他批评巴金“不敢讲真话”。话题不知是怎么说起的，其实那时巴金已经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一生了，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民族悲剧，回溯到共和国几次知识分子的精神劫难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沉沦，巴金由衷的自剖自省带动了几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深刻反思，这是巴金晚年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经历和精神升华。卫惠林一番话再一次触动了巴金，此后更加以“讲真话”自励，他由衷感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能靠假话生存、发达的”（致马宗融之女马小弥信），于是更加致力于写作《随感录》这部被公认为“讲真话的大书”（从１９７８年为电影《望乡》的辩护始，一口气共１５０篇“真话”，先后于潘际炯先生主持之香港《大公报 小公园》上刊布），１９９０年他还出版了那本《讲真话的书》。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老人朴素而真挚的“说真话”精神激励下开始不断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当然围绕这些不免有冷笑和非议，以及对老人文字予以匪夷所思的删削的蠢举，但巴金执着地写着，和卫惠林的会面，让他脑海中浮现出他们早年的一幕：巴黎先贤祠“启蒙老师”卢梭铜像下，“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他们喃喃着。“讲真话”的精神在巴金晚年身上复燃了，一直到他因病不能写为止，他有足够的精神动力和燃烧的热量，那中间也有卫惠林的一把火。晚年巴金深情地缅怀包括卫惠林在内的许多当年的朋友们，巴金说：“倘若当初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巴金和他的“山西朋友”卫惠林一生的友谊延及他们的后人。１９８６年３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巴金的《答卫君》，“卫君”是卫惠林的女儿卫缙云。卫缙云是一个台湾长大、美国留学的建筑设计师，她有一个理想：就是“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具体就是以其专业“要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造福于故乡的人们，可惜天意不能遂人愿，就在卫缙云准备来实现这计划的时候，却传来不幸的消息：她得了绝症，开刀时又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和转移了，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生命，这真是天大的打击。可感的是卫缙云不灰心，她给巴金写信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巴金为老友女儿的拳拳之情老泪婆娑，他回信说：咱们都是“不治之症”（巴金患得是帕金森症），“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他叹息“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但他实在为卫缙云骄傲呵，你看她对自己有生之年的计划：“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巴金感动了。他说：“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暖气，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卫惠林的“热情”，卫缙云的“火热的心”，令晚年的巴金受益匪浅，那热力传染了他，仿佛是给他指路，“我也应该锻炼自己的‘耐力’，不让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浪费；我也应当‘走’得平静、从容”。巴金晚年真是这样做的。年轻时的对人类“大爱”的热情理想似乎又回到他记忆中，依稀通过卫缙云描绘的“沙漠之花”他看到了“生命之花”——“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着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
１９８３年卫惠林在广东韶关突发中风，由卫缙云等亲眷接回美国疗养，正巧巴金骨折拴在牵引架上动弹不得，后来卫缙云又发病，巴金为他们父女的遭遇心恸不已。也许是知道去日无多，爱恋祖国的老人卫惠林终于做出慎重决定：落叶归根。１９９１年，他以老迈之身再度回国，定居在寄托着他青年时期理想、有着许多真诚朋友们影子的泉州，当年那所黎明高中已经变成华侨子弟的黎明大学了，卫惠林是它的客座教授。然而一年以后，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６日，卫惠林病发去世，享年９２岁。巴金发去唁电，里面有这样表达对卫惠林感谢的一句话：
“对于我的人格的发展，他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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