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五年里，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对美国社会面临的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种族关系等领域的新变化（有人称之为“危机”）所引发的争论大抵是以文化的面目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也罢，多元文化主义也罢，反正这场“文化战争”是美国社会的各种族间、宗教信仰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而美国社会的种族构成又是美国的移民文化带来的结果。因此，人们自然把“文化战争”（至少是部分地）归因于新一轮移民潮。在考察新移民潮与“文化战争”的关系时，一些新因素不容忽略：比如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非法移民和新移民受教育的程度等。
美国有学者用“文化不满”（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和“文化抱怨”（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来描述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价值观是否式微的关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不满——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和及共同点》（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尼尔·斯梅尔瑟等编）汇集了一系列专题论文，代表左右两派学者的意见。论文集里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美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保守派抱怨美国社会已处于不团结的分裂状态，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民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同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这“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包括以每年一百万数量进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发展。与保守派相对立，激进派则认为“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终结是一件好事。他们觉得移民带来的文化多样（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文化差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所构成的恰恰是社会道德的善良（ＭＯ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认为主流社会硬把移民文化的差异与所谓的“共同价值观”（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相连是文化压迫（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之举。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近年展开的“文化研究”强调研究“文化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和文化统治（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说明学者们意识到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些与新移民潮对美国种族构成比例的影响不无关系。
任何文化冲突（或称意识形态冲突）背后一定隐含着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自１９７３年起至“文化战争”热火朝天地爆发，许多美国人的经济收入在下滑；那些年也是美国社会贫困问题、毒品问题、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的年代。美国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累积到九十年代，新移民就很容易成为靶子。新移民愿意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美国蓝领白人认为这影响了他们的饭碗。有意思的是，利益冲突导致冲突时，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总是成为争论的幌子。美国有史以来，每当一轮移民潮达到高峰时，社会的主流派总是要问：移民们会不会拒绝美国价值观从而毁掉我们的国家？他们会不会形成选举势力（ＶＯＴＥ ＡＳ Ａ ＢＬＯＣＫ）从而瓦解我们的民主制？新移民会不会把他们的宗教强加给我们？新移民会不会保留自己的语言，终使英语成为少数民族语言？与之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同化问题。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就经历着主流价值观的“非原始化”（ＤＥ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过程，这一摆脱狭隘观念的文化运动使“同质”说和“丧失种族特性”（ＥＴＨＮＩＣ ＤＥＲＡＣＩＮＡＴＩＯＮ）说都不那么令人瞩目。所以有学者说新移民在多元文化前提下的融入美国社会是合理的。美国思想界的保守派描绘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时总是用“失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字眼，他们看到的只是异端价值观和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拿美国社会目前的文化异质（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和没有种族差别的“经典共和”理想中的同质美国文化相比较，认为共同约定的价值观更有利于建设“好社会”。
美国的保守派忽略了一个事实：移民们及其子女自身渴望成为“美国人”的强烈意愿。这种愿望导致“一切种族文化制度的弱化”。当然，移民们心目中的“美国普世主义”是有他们自己的理解的，有着更多元多种族（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的色彩。移民的融合进程较以往速度加快与美国“主流”和“白人”知识分子的种族倾向淡化也有关系 。此外，影响融合进程的还有主流社会在教育领域对少数族裔所作的妥协和美国宗教生活的世俗化。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以社会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八十年代以后，左右两派的文化冲突代替了社会运动。所以，观察这一时期以来的美国“文化战争”不宜囿于左右两派的观点，对这场“战争”所描述的极端景象和美国社会存在的所谓“危机”要有自己的判断。尽管有新移民潮和多元文化主张的影响，美国社会制度安排的延续还是存在的。右派的警告和左派的乌托邦都阻挡不了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改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美国人也在寻找新的模式以缓解冲突。所以，美国人的共同价值观终结说与新移民瓦解美国民主制度说尚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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