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其中“强权”式的，是体现在朝者意志的行为，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纂修。“内省”式的，是在野的、无权的，然而相对“自由”的个人行为，如李贽的《藏书》、《焚书》和王夫之的《诗广传》、《古诗评选》、《姜斋诗话》等，可以无顾忌地进行褒贬、批判（虽然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会成为禁书，所以李贽预见式地以《焚书》命名，王夫之的著作在《四库》中也仅收几种）。说是“内省”，但却是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对华夏文化—文学所作的全面审视。
所以，应把船山对文人的严格批评，放置在历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语境中加以看待。
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师承、观点的不同，文人之间评头品足，甚至挑毛病，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好处。
以杜甫而论，唐代尚不被足够重视，宋代以来，名气大了起来。但是，也有种种反对的声音。大体上，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有几条线：第一条线（从主题、题材等方面说）：如杨慎反对“诗史”和指斥杜诗中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升庵诗话》）。第二条线（从风格等方面说）：如杨亿“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赵执信《谈龙录》?；王世祯贬抑杜诗的博奥雄奇。第三条线（从文字、结构说）：如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文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诗《八哀诗》有“累句”之病；王世祯说《八哀诗》“钝滞冗长”（《渔洋诗话》）；袁枚认为杜诗《秋兴八首》“不过一时兴到之语，……习气太重，毫无意味”（《随园诗话》）。以上大部分人的时代都在船山之前。
但是，这些批评有两个特点：首先，还是只对部分或个别杜诗而言的。如杨慎在总体上还是服膺杜诗的，说“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并认为“诗圣于杜”。其次，其中多数对于杜诗的意见，碍于杜的盛名，因而“不敢议”、“不敢昌言”；或采取在选本中不选杜诗的迂回态度。粗浅而言，由于时代、流派、感受等不同（如王世祯生逢太平盛世，倡“神韵”说，醉心于“淡远冲和”），对杜诗有意见是必然的，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好事。
而在王夫之的时代，出现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危机和心理危机，以及思想界的茫然和真空，相对说来也产生了可以言所欲言和破釜沉舟地检讨反思文坛弊病的自由空间。船山对于杜甫的责难，正是这种危机和真空状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于上述对杜甫的批评意见的过滤、提升，以及“上纲”。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场，和文学关系于“兴国覆邦”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净化的、超凡脱俗的文学的寻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评者的观点和理念的；但他对杜甫的指谪，仍不是无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资料和言语。戴鸿森在《姜斋诗话笺注》中就指出，王夫之关于“诗史”的看法，受到杨慎的影响。
上述几条线的批评形成一种合力，是以含蓄蕴藉、淡远冲和，来反对杜诗的直露浅白、“发扬蹈厉”、“易著色相”；船山则是以原圣徵圣（也包括温柔敦厚之旨）来反对杜诗的人性化、“愁贫怯死”。尽管他们从颇为不同的立场出发，激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在这个方面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反对的是杜诗的贴近历史凡俗、过分的入世精神，即将个人和众人的穷愁的如实描绘和尽情倾诉——这卑微而正当的人欲——携入诗歌的净土和大雅之堂。
船山批评陶渊明：“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坠其中……。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其实，苏轼就曾说：“得一食而欲以冥谢主人［‘冥谢’指来世（轮回）相报，指陶《乞食》同诗中诗句：‘衔戢如何谢，冥报以相贻’?，此大类乞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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