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个谜，我们渴望解开这个谜，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学术（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一边面对未知，一边探索而行的时候，我们需要谜底，更需要通向谜底的路。然而，在中国人既达观又保守的思维模式里，相信“天下一理”，相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通百通”的圣人。似乎，谜底是已定和单一的。从“天下一理”到“天下一尊”，从“通”到“同”再到“统”，这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联系，但确乎知道，直到西方用机械生财打仗的时候，中国社会犹为二千年前的初民宗法社会。我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并不“时髦”的话题，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决定着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也就决定了生存的状态。
也许，正缘于此，我深感刘衍文先生多元论学术思想的珍贵。
刘衍文先生，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五十年代后期，曾以《文学概论》一书，蜚声海内外；接着在“反右”与“文革”中却遭到无情打击，精神与身体都受到了莫大的创伤，数百万字的笔记、文稿毁于一旦。改革开放后，他才又重新拿起了笔。正如他借许地山《缀网劳蛛》的话说，他的“网”“结了就破，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破了还结”。他的“网”终于一张张地“结”成了，限于精力与身体状况，许多是与他的哲嗣刘永翔先生一同“结织”的：《文学的艺术》、《古典文学鉴赏论》、《袁枚〈续诗品〉详注》等等。这些论著，论数量，仅仅是早年笔记的一小部分，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文学的艺术》而言，是他当年一部巨著的构思内容的五分之一。历经坎坷，先生犹保持着赤子般纯真的心灵，严谨、热忱、客观、公允。
《寄庐杂笔》是先生应上海书店之约，于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该书穿越传统，澄清旧说，针砭现实，屡树新义，灵动的情致与深邃的哲思相映生辉。如果说大大小小的论题，是谜面，那么长长短短的论断，就是对谜底的探索，穿梭于谜面与谜底之间的，是先生多元论的学术思想。
走进《寄庐杂笔》，我觉得，在先生的笔下，古人与今人，“大人物”与“小人物”，“正统”与“非正统”，“左”与“右”、雅与俗，都会得到平等的待遇。这样做，并不是刻意抹杀或藐视什么，如有，那抹杀和藐视的是，人为的、世俗竖起的屏障和壁垒。在《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序》中，关于收录作品的范围，先生写道：“昔之谈艺者，惟以诗文为正宗，置小说、戏曲等于郐下而不顾；而今之论文者，恰好一反古则，惟认小说、戏剧、新诗、语体散文的撰写者为作家，而弃旧体诗词、古骈散文的作者如敝屣而不道。”“处于这个大变革、大冲击的时代，应该注意到各类文体各自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其影响之所至。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不惟被新作家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文人的书信要选，即曾为大多数人所鄙夷不屑的那些作家，诸如剑侠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等，也当网罗勿失。”“学人中那些文采风流之士，或于文学别有会心之人，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专攻学术而质木无文者，我们也不当去强攀同道，赠以‘作家’的头街。”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者，“则不论篇幅长短，文言语体，一视同仁，决不受林琴南、胡适之等文言、白话此优彼劣之争的影响”。即少数难免带有一些矫饰成分的书信，也能得到先生别样的宽容：“要是能知人论世，得孟子‘知言’之微，其装腔作势之处，言不由衷之态，观之亦自是一乐。”这样的人间至文，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大学者的旷荡胸襟，直欲扫尽我们心中的一切狭隘和卑琐。
人世间有一件最易也最难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显现人与事的本来面目，让世人看到“真”。先生的许多文字，是冲着这个“真”字来的。这些文字，看似轻松自在，谈天说地，而其实，先生骨子里非常执拗，执拗地做着“精卫填海”一样的“傻事”。从事这类文字写作时，先生反对“苛于近今，而宽于远古”，或“苛于无名者，而宽于盛名者”，也绝不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心中自有天平。《“小说气”漫议》一文，在《寄庐杂笔》中属篇幅较短者，而评说古今名文、史籍，游刃有余。先生首先超越古人，重新定义“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仅指志异书奇，举凡虚构夸张而失实的记载皆属之。”先生列举大量事实后指出：“好像为纵横舌辩之士树碑立说的《战国策》，小说气味就很浓。深受其时代感染的《孟子》，其叙议也很难尽信。”再推前一点，《左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亦尝酌采小说家言”。读之令人警醒，也令人叹息，“史”尚且失真如此，人间言语，又有多少可信处耶！何况目前的广告词、鉴定书语，或某种立场“鲜明”的媒体语、宣传品？
从某种意志或情感出发，“故意”这样写那样说是一方面，真的“缺乏历史常识”或无意疏忽，又是造成“障碍”的另一因素。《漫话缺乏历史常识》、《失记、误记、失检》诸文，所列实例，多涉古今名流，有时真令人骇然而又忍俊不禁。如萧统《文选》中的粗疏，史学家张采田对纪晓岚的误毁，梁启超错认龚自珍诗为谭嗣同诗等等。
心胸狭隘的人，也许以为先生喜欢苛责于人；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在“借古讽今”，对目前“学术专著”中屡出常识性错误，乱人视听，痛切不已，不“苛”不行。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恰恰相反，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真实与平等，真实地看待自己，真实地看待一切，那怕是所谓“专家”和“泰斗”。人无完人，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一尊”，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一切有形无形的桎梏，走出片面！而现在的知识界，许多人犹抱“定于一尊”的情结，“服膺权威”的心理，大大妨碍了学术的民主。先生于《天下诗人谁第一》文末，又进一步直陈其意：“诗人不是梁山泊的头领，非得要排出个座次不可；也不像拳击比赛，非得打出个冠、亚军方休。不争那无聊的名义上的先后，意义岂不更大一些吗？”放眼当今“文坛”“学苑”，人们在这无聊的“名义”上，做的文章，耗的精力，真不知几何！这种愈来愈偏离学术本质的舍本逐末的现象，不知何日是尽头。
先生的读者很多，他们也许以“孤愤”之作，看待先生《打油诗的油气》及续篇、《屁与诗文》及续篇、《鬼的文学与文评》、《钝贼不钝》等。我认为，以先生的身份，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写这些文章是很不讨巧、也很不讨好的，“正人君子”之流肯定视为“不屑”，但我却十分喜欢这些篇章。先生把目光投向那些社会下层的诗人、世俗目为“怪才”“偏才”的作者作品，不是居高临下的垂怜，而是抱以欣赏和兴致盎然的态度，不是拔高他（它）们，而是珍惜他（它）们！
先生的学术著作，文字的背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爱。只不过与时下的文风大相径庭的是：先生从不发无根据的感慨与议论，从不让自己的这种情绪浮泛于文字的表面，而是以大量的严谨的学术探索，显现内力的深沉与博大。探讨先生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两方面来感悟。
第一，剖析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探索全新的思想方法。我们不妨先把话题放远点说。１７８９年英国立《人权法典》，仅列举若干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其用意，务求把一件一件的事做到了、落实了，“典”才是“典”。中国的传统呢，往往与之相反，先设一理论框架，再去或“硬行”或“软行”地实施。前者从事到理，后者从理到事。“实事求是”一语，最易明了，也最难做到。学术上也是如此。
先生《谈今文学的殿军廖季平大师》一文，在充分考评了季平先生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地位后，先生有极深入的思考：“纵观季平先生学说的‘六变’，不论是哪一变，都是先从观念出发，先定一说，然后搜集各种有利于此的证据以证成之、或辗转附会之。”“凡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呢，避而不道可也。”“这种从先验的观念出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淀在国人的血脉里，一直不断地得到传承，甚至变本加厉。”从建国后到“文革”中，再到拨乱反正后，先生列举目睹之社会怪现状，告诫我们：“这种思想方法，至今并未成为‘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后事如何，亦当可逆推前事之失。”
当然，如果强求一律，“以左反左”，又会走向另一极端，所以先生认为：“《易》之从象到数再到理，是愈来愈向高层次发展的，但认识问题，仍不能抛开象与数而不管，有时论理，可直接与数联系，不一定是阶进的，也可从理到理地向前向上推进。”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先生欣赏孔颖达的“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也欣赏释氏“多缘生法”，“须知世界、社会、历史和个人，都不是凭藉个人所推演或设想出来的简单公式可以包揽无遗的。”
第二，正视社会前进中的“二重性”，呵护人性的深层资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许多负面效应伴生而出，高度的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一天天地同化着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节奏，人类原本多姿多彩的天性和才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大规模的“统筹安排”，如升学统考、就业统考、晋级统考等等。我们要问，个体的生命，以及孕含在这生命中的不同资质和灵性，是应该得到释放和弘扬，还是应该浇铸成统一的模式？！
记得当初，先生的《袁枚＜续诗品＞详注》问世，遭人诋毁说：“取法乎下”“为无聊的帮闲文人立说”。这曾引起了我的思考：先生深知“袁枚的学问，在那崇尚博学的乾隆盛世，比起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来固为逊色”，也深知“他作诗也只能凭其聪慧，能肆不能醇”，更深知“他对某些诗篇的激赏和剖析，多属皮相之见，有的简直令人喷饭”，为什么先生全然不顾这一切，不能稍减对袁枚的“无限倾倒”？其深层原因，在于对袁枚“性灵说”的激赏（先生前言中对“性灵”的解析有“一名三训”）。因为，由“性”至“灵”，是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资质之一。先生在《袁枚〈续诗品〉详注》中引袁枚的话说：
“我阅历人世七十年，尝见天下多冤枉事：有刚悍之才，不为丈夫，而偏作妇人者；有柔懦之性，不为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过工匠、农夫，而枉作士大夫者；有其才可以为士大夫，而屈作工匠、村夫者。偶然遭际，遂戕贼杞柳为（木否）（木卷），殊可浩叹。《中庸》先言‘率性之谓道’，再言‘修身之谓教’，盖言性之所无，虽教亦无益也。”
读着这样的文字?是否觉得人性有待更深的揭秘？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妥协?还是应该向她争取些什么？
谜面是复杂的，谜底也决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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