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像已经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一个现象：在我国翻译界，治理论的与具体从事翻译的各行其道，互不搭界。按照许均的说法是：“译论界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空论理论，术语泛滥。”而翻译家则埋首于一部部书的译述，认为理论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这无疑是一个可忧虑的现象，随着时日的推移，势必对我国翻译质量的提高有所影响，更有碍于青年译者较迅速地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其实，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和近二三十年来活跃于译坛的译者对翻译问题都多少有自己的想法。这里面有的是个人经验，有的是学习前辈成果融会而成的心得，其中的一些已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如果真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真想发展能对我国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翻译理论与批评，倾听我国翻译家的“话语”是必不可少的。必须提供机会与条件，让翻译家倾吐自己的心声，而且最好由有翻译理论修养并也从事翻译实践的人来组织，来与他们交谈。这样的谈话会比一般的访谈深入，且易于提升熔铸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条件的有心人，而且还需得到媒体、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
中国还是有真正想做一些事的文化人的。我们注意到，从１９８８年起，南京的《译林》双月刊开辟了一个叫“翻译漫谈”的栏目，三年来共发表了十七篇南京大学专攻翻译学的许均教授与二十位翻译家的对话录。现在这些材料已汇编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参加对话的老翻译家中，有几位参与“漫谈”不久后即归道山，如叶君健、萧乾、赵瑞蕻、李芒，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謦?之音”。有的造诣颇深的翻译家如汝龙、卞之琳、董乐山，过早谢世，未及得到访问，这是极为可惜的事。当然社会上还存在不少不爱张扬的翻译家（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也应让人听到，但这只能有待后来者的努力了。
书中，各位翻译家的说法五花八门，甚至互相冲突。不过综观全书，大致可以得出一些共识，它们可以作为今后继续探讨的基础。许均在“代引言”中作了很好的总结。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心得，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翻译是一项需打通两种文化阻隔的工作，总的来说是难度很大的。博尔赫斯甚至说：把莎士比亚译成现代英语都是不可能的，但他自己又恰恰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语言学家陈原在书中说：“翻译是可能的，但是有限度的。……凡是某一种语言写的东西，理论上都可能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即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撰写出来。”译诗家江枫说：“诗，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可译的。”方平说：“语言不断在发展、丰富，今天有困难，不能解决，还可期待于未来。”
二、“翻译，在理论上是原作的延长。”（许均）对于翻译的作用，季羡林说：“翻译之用大矣哉！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不少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待翻译工作。他们牢记鲁迅的教导：“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确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三、许渊冲说：“中国的翻译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不比外国差，我甚至认为比外国强。”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心态。但还需大家付出努力，作纵横各方面的论证，才能使这个看法立于不败之地。
四、在翻译原则上，大多数翻译家仍然信奉“信、达、雅”三原则。只是认为应随时间与翻译活动的发展给予新的解释。屠岸说：“我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始终信奉。这三者中，我认为‘信’是中心，是主导，也是关键。……对读者负责必须与对作者负责统一起来。对‘雅’，我的理解是对原作艺术风貌的忠实传达。”施康强说：“没有束缚就没有自由……翻译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被束缚’上。……我想这个‘矩’，一是不能脱离原文。二是原文是文学作品，翻成了中文，也必须是一部文学作品。”
五、关于目标语亦即中文所用的语言，屠岸表述得很精确：翻译的语言，应“是当代白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要求口语化，适当用一些至今还有生命力的文言词语，但应与白话水乳交融。生硬的欧化语法不用。有些欧化语法和外来词语己溶化在今天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中，丰富了中国语文的表现力，这在翻译时自然接受。”当然，这不妨碍翻译家们根据情况与爱好，百花齐放，运用各种样式的语言。
六、在如何再现原作风格问题上，李芒的说法可以代表许多译家的意见：“在既能保持原作的语言结构和风格，又能作到流畅自然的前提下，就绝不更多地运用……灵活性，而是尽量保持原貌。”江枫认为：“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陈原说：翻译的使命之一是：“借助翻译可以丰富目标语言的词汇库。文体，风格，表现法等等，亦复如此。”
七、也有些译家看法与上述主张侧重面不同，如萧乾说，自己“译起来喜欢按照自己在体会原作上的理解，尽量从‘神’而不是‘形’上着眼，译文我很怕带‘翻译腔’。”许渊冲的意见就更进了一步，他说：“翻译不能只以原作为模特，而要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罗新璋说：原文中可有可无的字“为了符合中文习惯，也删。……杨绛称之为‘点烦’，芟芜去杂，减掉大批‘废字’，使译文洗炼明快，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还说：“误奏可能是妙奏，会导致更好的效果，会胜于原文。”方平将这样的译者概括为“作家型”的译家，而另一类则被他称为“学者型”的译家。
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翻译与研究密切相关，要翻译好必须得加强研究。陈原说：“要翻译一部书，得先研究十部书。‘十’言其多也，不一定是十部，总之要多懂得与所译的著作有关的东西。”方平说：“文学翻译虽然不太受重视，但是文学翻译本身对译者的修养、知识面、语言水平各方面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吕同六说：为了表现外国文学的地域色彩，“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平时多读书，了解各地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的状况与特点；二是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增加鲜活的感性认识。”赵瑞蕻说：“我一直认为文学翻译一方面是科学研究，一方面是文学创造，是两者的结合。”
九、关于译作是否要保留译者自身风格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叶君健认为：“译作有没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译作有没有个性。”方平则认为：“一位文学翻译家的特殊禀赋首先在于他具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他体贴入微，善解人意，以至于心心相印，将自己的个性与原作的个性融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还得加上把这种感受变为自己的艺术冲动，并且展现出意到笔到，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以上两种说法侧重面显然有所不同。
十、与这有连带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有人主张，译者应该译适合自己个性的作品。如萧乾说：“至于（选择的）标准，谈不上。只是译的必须是我喜爱的，而我一向对讽刺文学有偏爱，觉得过瘾，有棱角。”有人则认为译者应具备多种套路，以便应付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不同风格的各种作品，或同一部作品内的多种风格部分。
十一、关于复译问题，译家们都认为名著在每个时代都应有新的译本。杨武能说：“复译的不可避免和必要，许多前辈和同行已有过精辟的论述。绿原贴切而形象地把名著的反复翻译比作一场‘接力赛’，我只想补充：这样的接力赛恐怕是不会有终点的。”草婴指出：“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但文学翻译家十个就有十种风格，因此一种原著，尤其是名著，应该容许有不止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译本。”不过，新的复译本总应有自己的特色与长处，否则就无存在的必要。目前有些复译本只是“东妙一句，西抄一句”，使草婴忧心忡忡地说：“对目前文学翻译的状况，我是忧多于喜。”
十二、关于翻译批评，大家都认为应该提倡，但批评态度应端正，水平应有所提高。方平说：批评“应当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只要译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力所不及是有的，困难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宽容一点的、有建设性的批评。”杨武能也说：“我坚持主张要对译作作总体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批评，而反对那片面的就一字一词拈过拿错——有时未必真是过错，惟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为圭臬，视译者、译家乃至大名鼎鼎的译家为文盲、科盲甚至白痴的所谓文学翻译批评。”
上面胪列的十几个方面，仅仅是文集中涉及较多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又包含着相关的枝节问题。翻译界对大问题虽然已有大体接近的看法，但倚轻倚重，倾斜面各有不同。有些问题看来还得留待今后深入探讨，让时间的淘洗来做结论。总之，关于我国文学翻译，内涵很丰富，要细加研究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不记得在别处，见到过这样一个诸子百家谈翻译的论坛。在读这本书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是置身于古希腊的吕克昂学府，耳边听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等贤哲的精彩论辩。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说过：“每一个翻译家也就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位先知。”就这个意义来说，将拙文的题目定为《先知们的话语》，该不是译界一员的狂妄自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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