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黄裳先生作品的，想来都知道先生于文章结集之事颇为矜慎，这回的《春回札记》篇幅近四百页，新章旧作率多前所未曾收集者，其价值不问可知。
近些年来，四十年代的书报每有重刊重印者，黄裳先生当日的文采风流也因之偶然再现，像《蠹鱼篇》和《万象》杂志的选本中就有先生以笔名发表的作品，单以文章论，似乎较其时纪果庵、周黎庵等所作略胜一筹，然而先生似乎对这些文章不大认可，从未加以理董，殊为遗憾。收入《春回札记》的一批旧作，虽泰半年代较晚，正不妨看作是冰山之一角，至于更多佚文的收集。期之来日可也。
这一批旧作里面，依我看，要数谈柳如是的三篇最为重要。黄裳先生《关于柳如是》一文写于１９７８年，收入《榆下说书》中，后记中称：“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牍的小文。……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今《春回札记》所收《河东君》、《关于〈湖上草〉》、《河东君尺牍钞》三文，应该就是那几篇曾被劫去的文章罢。至于柳如是，如今已经是个热门话题了，不过说起来，论者的态度或有不同。黄裳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谈到：“野史中曾出现大量攻讦如是的传说，正是当时社会舆论正统观点的反映。但我也并不认为这些攻讦之词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其中正有可资追寻的痕迹。而这些正是如是蔑视封建道德、勇敢抗争的表现。这与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所采取的处处为如是辩诬的态度是不同的。”陈寅恪先生的态度到底如何这里暂且不管，至少黄裳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与陈先生有所不同。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８日下有这样一段记述：“傅杰谈到复旦有人说朱东润生前对《柳如是别传》有批评，大意说陈寅恪为何不写陈子龙等，而作柳如是别传，有何意义﹖此评可见见识之高下。”今检朱东润先生所著《陈子龙及其时代》，全书共三百页，而与如是有关者竟只有一页，或可见记者不诬。《柳如是别传》之出版在１９８０年，而其首章刊于《学术研究》杂志更早在１９７８年，朱东润先生为《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所写序言末署日期为１９８３年，安知朱先生不是因为不满《柳如是别传》而别出心裁呢﹖“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类似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并不陌生。或许可以把陈寅恪、黄裳、朱东润三位先生的态度看作三种类型，至于谁的态度更为恰切，恐怕也难以遽下结论，不过意识到差异的存在，才是理解的开始。
现代学者对柳如是感兴趣的不在少数，王国维（《东山杂记》中有《柳如是》条）、邓之诚（为《柳如是事辑》写序）、谢国桢等皆是。谢国桢先生在《〈方以智年谱〉序》中说：“白首门生，读着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略能初识大概，这才感到其中的兴趣。如书中所记明末吴江?盛泽?镇的归家院，以及柳如是与陈子龙遇和的逸事，原为人们所不注意，一经寅恪师的揭露，三百年前的社会兴亡，使人如在目前，我读后惟有惶恐俯首再拜，不敢赞叹一辞。”我觉得谢先生这段话最为有识，也最为得体。但是《柳如是别传》篇幅过巨，第四、五两章均近五百页，一般读者当然视为畏途，引文夹注尤多，虽不背古人著书之体，通读起来却甚觉不便。这些年来，使柳如是乃至南明史事，为一般读者所知，“略能初识大概”并“感到其中的兴趣”的，我想应该首先归功于黄裳先生。以先生思虑之绵密，态度之平正，史识之深邃，文笔之高华，始能出入文史而无碍。我在这里独拈出“文史”二字，其实暗含着自己的一些想法：目下的随笔作家大多属于“文胜质”，蘼芜绮丽，肥而无骨，究其原因，盖无史事在背后代为支撑也。“史”不独提供材料，它还要讲究源流、斟酌裁断、遵从理性。徒以文生情，昧于史事而能臻随笔之绝诣者，余未之见也。
集中《荔枝与红楼梦》一文，就是一篇佳妙的小品。作者从探春给宝玉送荔枝写起，先讲了曹雪芹点染技术之高超，接着揭出此处时间上的破绽。其后又把贾母出的一个谜底是荔枝的灯谜拣出来，与曹寅的别号——荔轩相联系，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论证曹家与荔枝的关系之余，也将曹雪芹的款曲道出。千余字的一篇小文，既有文艺赏评，又有史事钩稽，在在启人神智。在我看来，随笔这种文体，不同于政令，也不适宜抒情，不过是要讲作者的一点发现而已。讲在历史上的一点发现，讲在风物上的一点发现，讲在世故人情上的一点发现，随意笔之，是谓随笔。假如把“发现”这一层去了，或大言剌剌，或拾人牙慧，真是要去求他笔都不要动了，何况是随意﹖黄裳先生素以游记和书话见称于文坛，书话不用说了，就是他的游记，我看那优点也端在其能够融化今古，天人之际皆能有所用心，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不亦一境乎﹖发现，非是凿空而来，须经过观察与反省，所谓“历史感”恐怕就是一种省察的自觉罢。在这里也许可以顺便提一下占《春回札记》四分之一篇幅的《热带夜梦抄》、《乙酉归轺日记》两篇旧作，这是黄裳先生１９４５年从军时的散记，与《关于美国兵》等相类。或谓其差可与黄仁宇先生述及军旅的文章比照而观，我独以为不然。夫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写于军旅生涯结束很久之后，这也就不单单是缕述其事，而且是有所省察反思了。黄裳先生这两篇旧作，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容有史料之价值，却无思想之价值，故不可与黄仁宇先生的文字相比。这里本来就不存在谁的文笔好谁的文笔不好的问题?私以为黄裳先生之文笔殆难企及?，只是两种文章意义有殊，不得相淆而已。
说回到集中柳如是这几篇文章，则它们还是要与黄裳先生关于柳如是的其它文章以及关于南明人物的大量作品同观才好。孤立地看，《河东君》一文的证据往往不够坚强，传说多不可凭，以笔墨言之，则嫌波俏有余，沉著未足。而《河东君尺牍钞》一篇，立意绝佳，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未能对尺牍一一考释，曾说过：“他日倘有好事者，取其全文，精校而详释之，则非独可以赏奇文，资谈助，更或于一代史事之研治，不无裨益欤?”黄裳先生《尺牍钞》效笺注之体以毕斯役，当然大有裨益。不过，先生属文之时无缘得觇《别传》，且资料有限，古典今典多所有未释，大体局限于疏通文意、赏析文笔，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因此，这几篇文章不但要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章同观，而且要与有关这个大题目的其它许多文章同观，方能获益，至于评骘高下，则吾岂敢。
予年十二始读黄裳先生著述，至１９９９年，共收有先生著译十七种，时时讽咏，对于先生的文章或者可以说是不无一管之见了。《春回札记》卷首关于巴金、胡乔木、汪曾祺、荒芜的几篇回忆文章，也许有人会说它们的性质近于《珠还记幸》集中诸篇什，这当然不错，但在我看来，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正此之谓也。这几篇剪裁得宜，白描功夫尤为精纯，而措辞的绵里藏针似更超过先生以往所作。我以后学，原不该僭用定庵“不是逢人苦誉君”这句诗的，黄裳先生的学问文章又何待我为之鼓吹呢﹖
（《春回札记》，黄裳著，“瞻顾文丛”之一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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