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煌煌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那就是：贯穿这部堪称“典范”?库恩语?的史学巨著的治史旨趣到底何在﹖换言之，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本书作者在目盲足膑的风烛残年，耗尽十年心血，撰成此书？
该书《缘起》不过数千字，但其要旨殊堪玩味。陈寅恪自述因二十年前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而生笺释钱氏因缘诗之意；又说“世所传河东君（按即柳如是）之事实，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似乎该书不过是一“发覆之作”。但细读下文，方知作者另有深意：“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
不难发现，《柳如是别传》盘郁错杂的叙事背后，实际上隐匿着陈寅恪的双重意图以及面临的两种传统：一方面，作为一部旨在“发覆”的学术著作，它重点在于抉发诗心，重释“钱柳因缘”。这直接属于中国史学传统中朴学的范畴；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思想文化史著作，它体现的是陈氏“以诗证史”的雄心——以明清之交的历史为“场(ｆｉｅｌｄ)”，以钱柳因缘诗为“符号(ｓｙｍｂｏｌ)”，将西方史学传统中阐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的观念引入历史考据。显而易见，陈寅恪试图从历史与人的互动中证明：当丧失了实践自身的制度基础后，中国文化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悲剧性的命运——而在他的眼里，柳如是的一生，无疑成为一个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象征。
《柳如是别传》的确堪称“发覆”的“典范”之作。如作者所言，对于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的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和虚妄揣测。因此，陈寅恪在诗中感叹“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同时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在这一点上，幼承庭训的陈寅恪继承了首倡于戴震、大振于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的清代朴学的衣钵。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朴学的贡献在于文字音韵与文献考证。本书作者以其广博的中外语言知识和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这二者间恢恢乎游刃有余。在《柳如是别传》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每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文献的举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然后归纳分析。这正是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历代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事实上，与传统朴学相比，《柳如是别传》已经体现出陈氏在方法论上的开拓创新：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对个人历史的“发覆”引入宏观的文化视野，藉此洞悉“大历史”的幽微。因此，陈氏密友吴宓在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为也。”
这即是说，《柳如是别传》已不单纯是发历史之覆，而且带上了发文化之覆的意味。陈寅恪曾在为和他在学术上桴鼓相应的王国维的遗书作序时论及中国学术，认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也就是说，要通过考古实物印证、多种文献比勘以及引进新史观，来认识和再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初具现代性的观点——着重知识扩展的持续过程，显然得自作者多年的西方史学的浸染和严谨的治史训练；同时，也划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更多地把单个的事件与人物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着重关注它们之间连续与共存的现象——因为这些看似孤立的、不同的事件与人物，往往包含并分享着大量共同的时代内容和文化意识。《柳如是别传》的叙述主线虽然只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爱情，但实际上却包孕或折射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如复社活动、钱氏降清的背景及心态、复明运动、当时士人的言行活动以及政治集团势力的此消彼长等。这种通过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探究，来描绘历史图画的治史理念，在我看来，与二战后沃勒斯坦、弗兰克、阿明等学者提倡的“依附理论”的某些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不禁让人想起社会学者卡尔·曼海姆（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中所言：“为了把握每一历史状况，需要某种思维结构，它将满足实际的、真实的问题的要求，而且能够把各种冲突观点之中的相互关联之处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影响陈寅恪甚深的德国兰克学派对这种将历史看作先于和超越理性的因素的观点的推崇，似乎也为陈寅恪暗示了治史的另一法门，那就是：只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更大的具体的环境的一部分，他才可能被刺激所唤醒，从整体的背景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说，一旦个体在世事中把握了这种自我定向的方法，他才能够理解他的同时代人的立场，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中他自己的直接环境，然后把这一时期了解为整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陈寅恪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治史者必须具备的“理解之同情”思想的现代解读。
其实，纵观全书，其发覆工作，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掘进，而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本体论层面的哲学反观。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因此，《柳如是别传》更多地表现为当传统文化日薄崦嵫之时，一个处于社会骤变和内心裂变期的敏感而自尊的学人，面对“衰柳枯兰”、“残山剩水”而生发的伤逝之情。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柳如是别传》的可贵之处，也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所以说，它的确是一个极富探讨价值的过渡型文本。意味深长的是，陈寅恪在书中立意标举而未必彰明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竟由作者本人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以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学术行为或者说生存行为体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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