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７月９日?星期日?，北京大学王邦维突然给我来电话，告知金先生病危住院，正在抢救。我大吃一惊。我正准备下星期去看望他，因为黄宝生写了一篇金先生新出的文集《梵竺庐集》的书评，将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这是对他八十八岁米寿的贺礼。没想到他突然住院了。第二天，我、黄宝生和蒋忠新赶紧一起去医院，只见金先生坐卧在床上，正打吊针，轻闭着双眼，看上去十分疲乏，已没有往日见到我们谈笑风生的神彩。我将黄宝生那篇稿子给他看个标题，他很费力地说了声：“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们便离开病房。
７月１８日我去北大看望金师母。金师母多年前做白内障手术没有成功，双眼视力日益衰减，主要靠声音和模糊的视象辨认人。当时她还不太清楚金先生的病情，我也只能说些劝慰的话。正好金先生的女儿金木婴要上医院，我就与她一起去。路上金木婴告诉我，黄宝生的文章金先生和金师母都看了。金师母认为写得很实在，很好。金先生虽然病重，但神志一直是清醒的，抽完胸水后，呼吸比较通畅，人就有点精神，他亲自看完了全文，还风趣地说：“他是在吹捧我哟。学生吹捧老师嘛，也是常理。”那天见到金先生比上一次好一些，我心里也宽松一些，总抱一丝希望，希望金先生命大，能躲过这一劫。那天，他反复对我说了两遍的话是：“你不要来看我。”我不禁阵阵心酸，我明白金先生的意思，一是他不要我赶很远的路去看望他，花费时间精力，二是他不希望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平添伤心。
此后一段日子，北京天气特别炎热，我打了几次电话到医院，得到的总是不祥的信息。８月５日下午，仿佛一种预感，驱使我又去医院。我还没进去，金先生的儿子金木梓对我说：父亲情况不好，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连水都没喝，脚开始肿了。待我进病房一看，一切幻想破灭了，我明白要接受这不可回避的现实了。后来，《法音》编辑部的桑吉扎西先生也来了，他是《梵竺庐集》的编者之一。过了一会，金木婴来了，她对我说：金先生昨天精神好的时候，对她说，有部稿子在电脑里，是他选的十来篇文章，小序也写好了，让她将书名改为《印度文化余论》，副题为：《梵竺庐集》补遗。金木婴回家在电脑上查了一下，确实都在，这也许就是金先生最后的一件心事。那天傍晚，我心情沉重的离开医院。吃完晚饭后，八点二十分左右接到王邦维的电话，告知金先生去世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我知道早晚会听到这句话，但没想到竟这么快，仅仅离开医院两个小时，金先生就走了，也许他嘱咐完最后一部稿子，便安心了。我潸然泪下。四十年的师生情就这样诀别于瞬间。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金克木先生四十年代游学印度五年，按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拜名师?赏弥学习梵文巴利文。金先生一辈子都对他的老师缅怀于心，总是以崇敬的口吻谈及他的老师。他曾对我说：他写的那篇《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是在还老师的情，欠他的太多，没法还清。确实，一个老师赋予学生的，够学生一辈子受用，如何还得清呢？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黄毛丫头，什么都不懂，踏进北大的校门，欣喜不已。而当专业分配名单公布后，我进入了自己从未听说过的梵文巴利文班。那时，我是懵里懵懂进入教室的，发给我们的讲义有两套。一套是季先生编译的，按照西方传统学习梵文的方法，即第一学年系统学习的梵语语法，有名词变格表、动词分类表等等，繁琐而复杂。另外一套讲义是金先生编译的，主要介绍梵语语法规则及其应用。在我们学习梵文的五年过程中，既接受了季先生德国模式的教学方法，也接受了金先生的口耳相传的印度模式的教学方法。季先生侧重训练我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而金先生则同时训练我们的口耳反应。金先生一直教我们语法练习，由简单到复杂。三、四年级时，我们有一定语法基础后，他便让我们做听写练习，而且，每次都认真批改打分。他自己在课堂上常常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吟唱梵文颂诗给我们听。这是金先生的绝活之一。有幸听到金先生的吟唱，加深了我们对梵语的语感和对优美的梵语语言的欣赏能力。金先生也一直主张我们背诵梵文，他自己是开口就能背梵文颂诗的。他讲课时，总是生动形象，引人入胜。高年级时，他讲授深奥的《金七十论》、《波你尼语法》时，都是深入浅出，融会贯通，使人掌握要领；讲授文学作品《迦丹波利》时，很长很长的复合词，有好几行，都是修饰语，他逐一分析，把长长的句子剖析得一目了然，还告诉我们像这样的长复合词，译成汉语，必须拆成一个一个短句，才能适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这对我们后来从事梵文著作的翻译起了指导作用。细想起来，我们在大学里同时接受的季氏德国模式和金氏印度模式这两套教学模式，奠定了我们厚实的梵语语法和实际运用的基础，以致我们在十年“文革”动乱后，还能很快拣起来，重续前弦。
我们刚进北大时，金克木先生还住在蔚秀园的平房中。在每学期开学或结束时，我们梵巴班总会组织一次班会活动，去拜访季先生和金先生。记得第一次去金先生家拜访时，蔚秀园还都是一丛一丛的小平房，环境很幽静。离金先生家不远，还有一个小小的荷塘。金先生言谈风趣幽默，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印度的风土人情。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时，我曾经因胃病不适，休学调养两个月。暑假病愈后，回校复习功课，准备补考。一天，我去金先生家询问课文中的疑难。讲完功课后，金先生说：“三年级是关键的一年，如果三年级跟不上，以后四、五年级念更难的作品，就会无法念下去。到五年级还要加巴利语，学习量很重，你的身体吃得消吗﹖”那时的我，由于身体和学习的矛盾，感情很脆弱，竟然受不住这一问，眼泪簌簌掉下来，不辞而别，一路走回宿舍，蒙头哭一场。冷静下来后，我很后悔自己的任性，想第二天再去金先生家解释一下。不想傍晚时分，有人敲门，一看竟是金先生。他见我便说：“我不放心你，来看看，是不是我言重了，你受不了。不要误会，情绪不好会影响功课复习的。”我忙说：“金先生，对不起，我刚才不礼貌，主要是自己心情不好，太任性了。”金先生回去时。我送他到二十七斋门口，望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匆匆忙忙去食堂的学生人流之中，心中好生感动。从蔚秀园到二十七斋，等于从北大西校门到中关村南校门，横穿半个北大。暑气蒸人时，年过半百的金先生，一位有名望的北大教授竟亲自来到宿舍安慰一个不懂世事的学生，使我心里深感歉疚。后来，在金先生、季先生和梵文班同学的帮助下，我终于跟上了班，完成了大学五年的学业。
１９６５年，我毕业分配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文革”十年，人人自危。我没有勇气，也不敢去看望两位老师。只是暗中打听他们的情况。“文革”期间，金先生精神上、肉体上都备受折磨。但是，不管是隔离审查，还是干校劳动，金先生都挺过来了。十年动乱过后，政治空气稍稍松动，我们又开始去北大看望两位先生。记得“文革”后第一次去看金先生时，他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又要来听我放毒了啊！我教你们五年，放了五年毒。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放毒，都要批判的。以后我不再说了，就不再毒害你们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难体会这话内含的痛楚的。
金先生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他钟爱印度古代文化，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后，研究梵文、巴利文。在北京大学期间，他教过乌尔都语、印地语、印度文学史等课程，而最主要的是与季先生一起开了五年梵文巴利文的课程。
“文革”后，金先生已住在蔚秀园后面新盖的楼房中。全家五六口人住在两间小小的房间里，原来一套古色古香的家具已经没有，整套整套的线装书书箱也荡然无存。就在这拥挤不堪的小屋里，金先生又开始看书做学问。那是七十年代末，他身体还可以，每天从蔚秀园走到东校门附近的教师阅览室去看新书和杂志。过去，在三教附近的文科阅览室里边，有一个教师阅览室，所有的书都是开架的，还有新书陈列，我们念书时也曾进去过，非常喜欢那里的看书环境。现在，这些阅览室已不复存在。北大盖了新图书馆后，金先生便天天去新馆，不但阅读印度学方面的书籍，还阅读大量西方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方面的书籍，例如符号学、信息学、比较人类学等等。他见到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这十年国外印度学发展的情况，告诉我要关注哪些领域的研究，选择课题等等。那时，我在哲学所，与黄宝生合译了恰托巴底亚耶的《印度哲学》。金先生对我说，研究印度哲学的真正切入点是正理派哲学。叫我可以先翻译较晚的一部介绍正理哲学的梵文著作《思辨概要》（Ｔａｒｋａｓａｍｇｒａｈａ），熟悉了正理派的主要哲学术语，再深入下去，便容易了。我听取金先生的意见，翻译了梵文《思辨概要》，虽然篇幅不长，但这是自己梵文翻译的处女作。这篇译作发表后，始终受到国内研究因明逻辑的学者们的欢迎和好评。后来，金先生又将自己珍藏的达鲁瓦?Ａ．Ｂ．Ｄｈｒｕｖａ?校勘的梵文本《入正理论》借给我，说可以做梵汉对照。限于自己当时的学识，初步做完梵汉对照后，一直搁置了二十余年，直到去年才重新拿起，做出完整的对照和评说，公开发表。金先生在印度哲学方面造诣极深，改革开放后，他最先发表的学术论文《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就涉及印度哲学。写一部印度哲学史是他多年的夙愿，但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关系，未能如愿。
八十年代初，我离开哲学所，到了由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南亚所，主要搞巴利文，从事南传佛教的研究。金先生知识渊博，广闻博记。他的佛教研究造诣丝毫不逊于印度哲学。１９８３年我要去斯里兰卡进修巴利语，也是金先生指点我去学习《经集》，并且将他手头的巴利文文本《经集》送给了我。这本书陪伴着我度过两年留学生活。而且我还不时地想起临行时，金先生对我的嘱咐和关心，教我如何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他对我说：你选学《经集》，一定是老师单独对你讲课，所以，课前一定要充分预习，这样，上课就能有的放矢，也听得明白。生活上自己做饭好一点，要当心疟疾和痢疾，现在你打预防针了，比我那时候强。不管怎样，一定要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这样身体就有抵抗力。千万不要为省钱，舍不得吃，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会顶不住。这些关怀备至的话与我父亲对我临行时说的一模一样。带着这些嘱咐，我在斯里兰卡平安地度过了两年。１９９０年《经集》汉译本出版，果然受到社会的欢迎。许多读者由此知道了巴利文和南传佛教，迫切希望知道更多的信息，至今还常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索要此书。
金先生对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素有研究。六十年代，师母唐季雍先生就从英文翻译了《摩诃婆罗多故事》，文笔流畅，金先生还为这个译本写了长篇序言，使大学时代的我们不胜敬慕。后来，我们知道师母是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的妹妹，书香门第，毕业于西南联大，有相当深厚的文学修养。八十年代初，金先生指导赵国华进行《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的翻译工作。金先生不但帮助他选择插话，而且还亲自动笔翻译。那时，金先生已是七十余岁高龄的老人了，且不说梵文字母很小，看起来很费力，而且有许多地方需要查阅参考书，是很劳累的。１９８７年，《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赵国华开始组织《摩诃婆罗多》的全本翻译工作。金先生又义不容辞地承担第一篇《初篇》中的楔子部分的翻译工作。当第一卷完成时，由于经济问题，出版搁浅。直到１９９１年赵国华去世后，《摩诃婆罗多》第一卷才得以于１９９３年出版。九十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收入世界名著丛书再次出版，金先生让我去取稿费，分发一下，并对我说：“赵国华去世后，他爱人和孩子生活如何，是否困难，将我的稿费给她们吧?”赵国华爱人余桂珍很感动，让我谢谢金先生的心意，说她孩子工作了经济上不困难。金先生才收下自己的稿费。金先生一直关注着全本《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和出版。当我告诉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准备出齐此书，请黄宝生主持这个项目时，他很高兴，连声说：“那行了，那行了。”一晃又是几个年头过去了，我们刚把前三卷的译稿交给出版社，还未及告诉金先生，金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这一深深的遗憾，永远永远令我们思之怅然。
金先生对新鲜事物从来都是兴趣盎然的。近几年电脑发展很快，没想到八十五岁高龄的金先生对电脑运用自如。一次，他兴奋地对我谈起用电脑有多方便，省得用手写字。手写会哆嗦，写的时间也不能过长，用电脑只要敲键盘就行。我知道金先生年轻时，在报社工作过，英文打字很熟练，键盘熟悉不成问题，但汉语拼音他未必念过。我说：“金先生，你汉语拼音没问题啊？”其实，是我自己存在问题。我是南方人，普通话发音不准，总会拼错，而且用的又是全拼，思路常打断，所以电脑用得并不顺。不想金先生说：“你怎么那么傻，不要用全拼，你用‘标准’，只要打起首的辅音，就可以了。”经金先生一点拨，我后来就使用“标准”，果然省事多了。金先生一辈子都聪明好学，什么新鲜的，一学便会，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年轻时，在报馆工作过，缺什么行当，就要学什么行当，而且要及时学会。八十年代末，金先生家搬到郎润园十三号。我总是沿着外文楼后面那条小道去他家。那是条曲折的小道，背山依水，十分幽静。这十几年，北大校园有很大改观，这条曲折幽静的小道始终没变。每逢我沿着这条小道去看望金先生时，常能见到他一个人在家中摆弄围棋棋谱。他看电视上的围棋，很快就能算出多少子，对结局作出判断。
金先生是南方人，身材并不魁梧，但在这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绵绵不断的才思，如春蚕吐丝，结出无数丝茧，留给后人编织美丽的丝绸。他留下的几百万文字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永远感谢他，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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