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２日，《骆驼草》周刊在北平出版。创刊号上，署名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文云：“新近得见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文末将此事归结为“文士立功”，即有政治野心之举。十二天后，鲁迅在上海写信给章廷谦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所谓“丙文”，即冯文炳，亦即废名。此刊以后各期，不知鲁迅是否看过，而第三期就有一篇《闲话》，仍署名丁武，专门解释何以要写那篇短评，有云：“不愉快的事，因了郁达夫鲁迅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我刺了鲁迅先生一下。郁达夫先生呢，那实在是一个陪衬，……”
这可以说是废名对于鲁迅态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因为在其看来，１９３０年顷鲁迅本身发生了转变的缘故。说来二人交往已久。１９２４年废名曾作《〈呐喊〉》一文，是关于《呐喊》较早的评论文章。当时他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已经开始小说创作。后来有种议论，说废名写乡土小说，受了鲁迅的影响，然而废名在此文中最推崇的，却是《孔乙己》。在《从胡须念到牙齿》（１９２５年）中，废名谈到与鲁迅最初见面的情形：“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６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有若干关于废名来访或来信的记载。
当时废名对鲁迅极表推崇。譬如《从胡须念到牙齿》中说：“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这里可以看出废名觉得自己对鲁迅独有理解，而其与一般后辈景仰先贤不同者，的确也在于此。《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１９２７年）中更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此文也谈到周作人，有云：“他为人的健全，难道有心人还看不出吗？”在此前的一篇《偏见》中，废名甚至宣布自己的“偏见”：“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由此可见其对周氏兄弟取向有所不同，是思想上接受乃弟，心灵上却与乃兄多所契合也。要而言之，其间正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此种契合，强烈而不无戏剧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忘记了的日记》（１９２７年）中：“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地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这番话曾被论家认为有所象征，其实其间并无取舍，还是前述对艺术家与思想家的不同认同罢。１９２９年鲁迅回北平省亲，５月１９日日记云：“上午冯文炳来。”是为二人所见最后一面。
废名在心灵上与鲁迅如此契合，大概即是他后来批评鲁迅的根由所在——当他感觉鲁迅心灵有所变化，对鲁迅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１９３０年初鲁迅的一系列举动，如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可能正被废名看作是其心灵变化的迹象。在前述《闲话》中，废名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他一向所理解所热爱者，正在这里；在他看来，鲁迅现在已经不再孤独，而被别的什么所左右了：“‘前驱’与‘落伍’如果都成了群众给你的一个‘楮冠’，一则要戴，一则不乐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里去了？即是你丢掉了自己！”他的结论是：“‘群众’两个大字，我们是可以站得起一点。”
将近两年过去，废名为《周作人散文钞》作序，继续着这一话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ｃｙｎｉｃ（愤世嫉俗者），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味。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末尾这句话乃是将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而言，——此种比较，又使我们想起从前《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里他的话，其间仍有相通之处，即前述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由此也可以说，本文开头讲废名对鲁迅态度有所转变，恐怕还不免笼统，至少此时的批评，原本是在他心目中打了底子的。
三十年代初，废名乃是“京派”一员。“京派”是个笼统概念，说来周作人只是中心之一，废名与俞平伯就属于这个圈子，其中或许还可以将周氏两位老友钱玄同和刘半农包括在内。废名似乎是这圈子里唯一公开批评鲁迅者，虽然如前所述，他有着自己的思想脉络，但也多少代表了钱、刘、周等人的想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几位风云人物，此时仍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他们看来，五四之根本精神即系于此，而其中关键，恰恰在废名所说作为思想者的个人，究竟与群众是什么关系。三十年代鲁迅并不曾完全丧失自我，废名的批评或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对于后期鲁迅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个重要问题。即以鲁迅而言，某些时候的确因此而无意或有意地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看法即其一例。这问题也曾发生在西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身上，譬如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伟大如鲁迅，竟止步于“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不免令人为之扼腕。当然即便废名自己，最终也未能摆脱类似为他所批评的后期鲁迅那种命运，他整个晚年的作品因此而几无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不可能彻底走出这一困境。然而事实如此，并不说明针对此事实的思想没有意义；相反，真正有价值的或许恰恰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是唯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鲁迅日记有云：“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查鲁迅当年书帐，此二书一为《周作人散文钞》，一为周作人著《看云集》。此后他回到北平，１１月２０日致信许广平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此“攻击”一语，或即指《〈周作人散文钞〉序》而言。查《鲁迅景宋通信集》，此前许氏来信，并无这个话头，鲁迅其携带此书北上阅读乎。这番话，可以视为他私下里对废名批评的回答。两年以后，鲁迅针对《人间世》第十三期废名《知堂先生》一文，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所涉及者为另一话题，即文学究竟是否宣传。其中说：“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似乎与前此废名的批评也有些许联系。这文章没写完，鲁迅生前也不曾发表，所以二人之间，到底不能算是真的发生了论争。
１９３５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１９２５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均见《竹林的故事》，乃是废名早期作品。如同废名遗憾于鲁迅的转变，鲁迅同样对废名后来创作上的变化不以为然；这里“哀愁”显然不是一己的而是社会的，废名反对鲁迅丧失自我，鲁迅则鄙夷废名只剩下了自我。前述《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曾说废名“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与此处之“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正相一致。
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废名在北京大学讲解新诗，所编讲义即后来行世之《谈新诗》一书，其中有“鲁迅的新诗”一章，推崇１９１９年所作《他》“好像是新诗里的魏晋古风”。他说：“这首诗对于我的印象颇深，我总由这一首《他》联想到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那篇文章，那时鲁迅先生在厦门，我在《语丝》上读到他这篇《坟》的后记，不禁想着他很是一位诗人。这个诗人的感情，自然还是以较早的这一首新诗表现得最美好，我们读之也最感苍凉。”废名似乎始终做得前期鲁迅的解人，言语之间感受甚深。
废名晚年思想大变，所著《与青年谈鲁迅》（１９５７年）一书，极少个人见解。这里顺便提及，不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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