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在中国学界的美学家、文论家与文学批评家。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写了许多颇具特色的传记批评。《鲁迅批判》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其代表作。笔者曾对李长之横跨民国与共和国二十多年的传记批评作过分析，发现在这二十多年，当其生命在酣畅与困惑、孤独与喧嚣、欢乐与痛苦之间奔走或徘徊，伴随其生命的传记批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恰巧成为作者在不同时段的精神肖像或人格标本。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而到共和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则侧重从政治的视角来探察传主个体生命在国家权力网上奔突、挣扎或逃遁，通过对传主的重读来主动配合思想改造运动以期“改造旧我”。这种体现政体向心力的政治化人物评价，则可比作微言大义的《春秋》。发生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李长之传记批评的精神滑坡乃至断裂正显示了其学术人格之跌宕与趋时演化。
从“世说新语”般的审美化人格品评，到“春秋”般地体现政体向心力的政治化人物评价，从展示传主丰富的精神世界到给传主贴政治标签，过多的政治油彩委实将李长之原来纯情天真的脸涂得暧昧不清了。他走了一条当年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都走过的“思想改造”之路。曹禺、巴金、老舍、朱光潜、李健吾等，莫不如此。李长之当初也确实不无真诚地期望通过对这些“浪漫”传主的重读来改造旧我即主动配合“思想改造”。同时，声势浩大的而又接踵不断的政治运动当然也是迫使李不得不重读传主的重要外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俞平伯的批判，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以及对所谓“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批判……每次运动都向知识分子演示了政权的强大威力，令其联想到自身罪孽的深重。当年李长之也撰稿参与了《武训传》批判，不料引火烧身。至于他的清华老师贺麟、金岳霖等教授无不受到批判，且早早宣布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其恩师杨丙辰教授甚至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以至李长之往往须在刊发自己的翻译作品时多署一个笔名，以便偷偷接济年迈而已无力糊口的老师。所有这些急剧世变，对他精神上、心灵上未始不是一个冲击。但当年思想、言论气氛的萧瑟，对李长之来说，大概还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即使１９５６年的“双百方针”也并未真正解放李长之那已被僵化得太久以致扭曲的灵魂，这就像束缚多年的小脚，即使不再缠布条，可再也放不大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１９５６年应是李长之在新时局中写文章最多的一年，然其整体水准却再也比不上民国时期了。这绝不仅仅是心有余悸所致，而实在是其学术人格已经裂变。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李长之被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说动，离开南京，去北师大任副教授，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并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闻一多在当年面对狰狞的枪口拍案而起的斗士壮举，尤其给了他深刻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先读其年谱，大受激动，时而欲泣”。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而抗战以来，他的生活一直较为拮据。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中风后，他就与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据说四十年代在西南，宗白华还曾帮他讨奶粉给他的长女喝。故当１９４８年国民党抢运京都学人时，很多朋友（包括梁实秋）都劝他去台湾，机票都办好了，他没去，留在了北京。有意思的是，当年陈寅恪虽与胡适同机离京飞石头城，却未留南京，而是借道沪上，直下羊城，末了在岭南大学康乐园安了家。此举正可鉴纯正学人的价值抉择：因为陈寅恪真诚地期冀离权力中心远些，以便保持清醒头脑与淡泊志向来践履其“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李长之则虔诚而热情地期盼新政权给他带来好日子。“１９４９年２月，他代表北师大教授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宣言、向新政协的致敬电等。４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又加入了教授会的干事会、师生员工执委会、合作社筹委会；其后当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文学院工会主席。７月，任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代表出席会议，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后赴东北参观学习。”１９５０年２月他正式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１９５１年参加政协组织的西南土改工作团，并任副团长……至此，这份密集的工作日程表和复杂的干部履历表，大概已足够给我们勾勒出一个企图大展鸿图的忙碌身影了。比起沈从文，李长之在共和国初年的日子应当说还是较愉快的。一切都还有盼头：沈从文被剥夺了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资格，李长之则跻身其中；１９４９年春，沈从文因担惊受怕，精神全面崩溃，绝望，自杀未遂，李长之则持续地激情满怀，挥毫作诗，歌颂解放。然而命运却并不如李长之所预期的那般如意，其忙碌的身影背后，已拖着一条长长的、内疚的、赎罪的阴影。他是１９５０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望穿秋水，就是没被批准，直到１９５６年，他才由黎锦熙、游国恩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而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间，也正是他以重读传主，即努力从思想史层面来“改造”自己的灵魂的日子。某种莫名的原罪感，已使其传记批评变成了一篇篇烙上耻辱印记的忏悔书，他对传主人格的把握就由复杂转而简单，由深邃趋向浅陋。民国时期，他能把传主看作真正多面的“活泼泼”的人。当年，他最不愿苟同的是，某些国人“崇拜一个人，却是往往把他变成正方正圆，像修饰一个面容，把胡须眉毛一律剃得精光似的，填到圣庙里去吃猪肉之后，就一切不问了。这样被构成的人物会伟大么？决不会的！他的精神是贫瘠的，他的生命是枯萎的，这是图案的形式而已，毫没有内容”；因为“人本来是人，人不是照着逻辑长成的。生命力的源头本来有烟、有雾，水至清则无鱼”。因此他能写孔子的深不可测。１９３７年他写李白，也是情感丰盈得很，既含亲情、友情，又有爱情，且从不讳言李白的爱情既有情爱的成分，也有性爱的成分，甚至更偏于官能享受、肉欲，故尤喜胡姬。但到１９５１重年写李白，传主在感情造型方面已被冲淡，似已沦为唯与杜甫、汪伦保持一点友谊的“薄情郎”了。还有，该如何评价李白所特有的、居高临下、涌溢而出的豪气？李长之在民国时是极赞赏的，但到共和国时却又贬其为“流民气质”了。再则李白为杨贵妃写《清平调》在１９３７年的李长之看来，本是“很风流很脍炙人口”的事，而到１９５１年看来则又成了“参加在荒淫享乐的生活，过着糊里糊涂的日子还自以为得意”。从情感的单一化到全然否定人生而具有的七情六欲，这能否说，是人格单向度化的典型症状呢？曾经是坚定的人性论者的李长之，至此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不妨再以重估“魏晋风度”为例析之。１９４７年李对“魏晋风度”的概括是“简约玄澹”四字的１９５２年则被加了如下阐释：它是当时士大夫，一种架子和应付人事的方式，这是在封建贵族阶级里所欣赏的一种“人格美”，同时也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做人的方法。它是由修养而得的，它的实际意义之一面是当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政治家的仪表或态度，因而也是登政治舞台的资本之一。对“魏晋风度”作如此“阶级分析”，又何以能穿越时空的阻隔而聆听名士的冲天长啸，乃至欣赏他们的隗然醉态，与吟味放浪形骸背后的生命凄楚与孤独呢？既然李长之因过于“突出政治”而无视“魏晋风度”之通脱、潇洒、俊朗、闲适那一面，进而无视它对人生心境的某种解脱或玩味，所谓独立人格也就无从谈起了。诚然，当我作为后学，而屡屡数落前辈的学术人格之异化，并非说，我竟看不到李长之的某种内心真诚，以及他皈依权力过程中所痛感的种种复杂体验。潜心阅读李在共和国时期的传记批评，我其实已经看到了被夹在文本裂缝之间的那双
痛苦而迷惘的眼睛。我体味其目光之含义至少有：
一、恐惧；二、压抑；三、失落；四、怨愤；五、羞愧、自卑、自负……容笔者依次述之。一、恐惧。那是某种政治高压下的生存恐惧。李长之深谙历史上“祸从口出”之惨剧。司马迁、屈原、韩愈无一不是这样的倒霉言官。早在１９４４年撰《韩愈》时，他就曾为韩愈史笔未得施展而慨叹：“韩愈知道史官是难做的，尤其在那时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更不易下笔，所以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我想韩愈却不是真正畏祸，实在因为就是写出来，也容易为人改动，反而不能存真。他确是有先见的”。１９５２年论陶渊明，李仍认定陶渊明对“残忍政争的消极抗议”，就是一个“醉”字。“醉”者，沉默也。我们是否也可这样来体会李长之的由衷之难呢？故当李长之借重释传主来修正或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与哲学立场，这种“主动出击”的姿态背后，是否也隐含另层意思：即与其拱手让别人篡改得面目可憎，还不如自己动手，或许还能部分地保留自我呢？沉默固然是为了逃避恐惧，然而表白或许是另种沉默？但这大约是在对现状还未完全绝望时才有可能。果然，若干年后，李长之终于真的沉默了。其女儿李书曾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李长之喜欢在写作时抽烟，往往抽完一支烟，一块长篇社论就出手了。儿女劝他少抽烟，他说，你们不要干涉我抽烟，我能抽烟是好事，什么时候我不写文章了，烟也就不抽了……后来不用孩子劝，他自己主动不抽了。“文革”后，他仍沉默。有人问，李长之，你老不说话，想什么呀？！他说，我只想我的病孩子。什么叫万念俱灰？这就是。比起篡改自己，沉默未始不是一种明智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与其鸥鸦嘈杂，不如“大音希声”。吴宓在“文革”中靠改日记来为自己开脱“罪名”，虽不难令人作“同情之了解”，然在人格上，终究不够光明磊落；沈从文醉心于古代文物及服饰研究，在故纸堆中寻觅旧文化的点点温暖，倒也自得其乐；诗人梁宗岱则让诗性生命与高贵气质消磨在养猪、养鸡、种菜、种草药上，大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江上渔父的派头；陈寅恪索性是在陈端生、柳如是身上“发潜德之幽光”，“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这都无异于是某种沉默的身体语言，尽管沉默背后的价值理想千差万别。
二、压抑。因为恐惧，所以压抑。李长之在论及“再度改朝换代时的陶渊明”曾说：“因为易代，而‘触物皆非’，因为易代，而有了‘随时’和‘迷恋’的两种不同态度；这些都是非身历其境的人不能如此深切体会的”。李长之面对政权的交替，精神上也不免经历“随时”与“迷恋”的交战与抉择。１９４１年他写孔子时曾记载孔子临死前梦殷的故事：传说夏代人的棺材停在东阶，周代人的棺材停在西阶，殷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孔子梦见自己正坐在两个柱子中间，受人祭奠，于是恍悟，自己的祖上是殷人，他的死期不远了——李长之评论说：“可知孔子在潜意识里，也是常忘不掉自己是殷人的。殷是一个什么民族呢？殷是一个富有宗教情绪的民族，也就是一个以浪漫精神为文化基调的民族。……孔子之赞美周，可说乃是以一个殷人的浪漫情调而羡慕周人的古典精神的。”有意味的是，１９５６年他撰《孔子的故事》依旧说了这事，却未做任何评论。能否说，后期李长之也曾有感于自身的“浪漫”气质之逐渐沦丧乃至逼近死亡，才借抒写古典诗人的“浪漫”梦想来缅怀逝去的“浪漫”时光呢？然而他梦见的终竟是死亡。由此似又可说，所谓“春秋”式文本近乎压抑型文本。压抑或知识者在心理上的自我压抑，可说是深入那年代之肌理或膏肓的精神顽疾。它是蠕动在历史之墙裂缝中的蛆虫。当李健吾说“思想改造”于他是一种乐趣而非苦趣，正好用来说明压抑实已吞噬了他的精神。这条压抑的蛆虫也爬上了李长之的沉重身躯，如神经网络遍布其全身。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由于李“认罪态度不好”，１９５８年被点名、戴帽，再也没有发表、出版及言论的自由。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好文章来。可以说，至１９５７年，其精神生命已濒临死亡。而在这前一年即１９５６年，当李长之有幸沐浴着“百家争鸣”之春光，他又一度写得很快、很多；直至１９５７年早春，他也尚能留下一点难能可贵的温馨篇章。比如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４日刊于《光明日报》的《李义山论纲》，李竟有如此雅兴来述说李义山的爱情诗：“他写出了在爱的过程中的细致而曲折的情感——有憧憬，有希冀，有沮丧，有怨恨，有酸辛，有甜蜜，写出了年轻人的心，这是幸福的春天，而这春天又是有风有雨、气象万千、鲜艳多采的”。对古诗人艳情绮怀之艺术感受，当给人扑面带来一股早春的温润清新；然而当他认同李义山的“忧抑，空虚，对封建社会不满，倒正是和劳动人民‘里应外合’”时，又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梨花带雨的动人风致倏忽即逝，毕竟美人迟暮，风光难再……这类回光返照的美文只能诞生于氛围有所宽松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早春，然即使在那时写作，李仍不忘为李义山（实为自己）披一件“红外套”……这不正表明李长之心境之压抑么？
三、失落。“但恨时我遗”。李长之大约也像陶渊明“越来越有遗老的感觉了”。假如说时代对他的弃置尚属外因，那么，真正的失落倒在痛感自由、“浪漫”本性之失落与自我角色期待之幻灭，这才更富悲剧性。正像他在１９５２年论陶渊明时所说：“人在四十岁的时候，大概是容易反省过去，思索未来的吧。因为，这时的社会经验也丰富了，已得到一些便于作出结论的材料；况且‘人生七十古来稀’，到了四十岁，也就是走了一半多，因而在情感上也就容易触动瞻前顾后的念头；加上古人‘四十而不惑’，在熟读古书的人无异于先有一个这是临于思想成熟的阶段的暗示；——假如就陶渊明论，他这时又是饱经世变和风波的，住的地方浔阳更是此出彼入的争夺之地，当然就更容易有所感发了”。是年，李长之四十二岁，刚过不惑之年，不难体会他涂抹在陶渊明身上的那片浓重的生命底色。然不惑之年似乎并没赐他一双透视人生的慧眼，反而遮蔽了他回顾“苍苍横翠微”即所来之径的视线。而期冀借“忘川之水”来洗涤旧脑，遗忘过去，这对每个对生命满怀敬畏与热爱的人来说，更是噬心的悲哀。叹李长之却太计较“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之遭际，故当１９５６年允许“百家争鸣”时，他竟“欢欣鼓舞”得“喜而不寐”（可见其心底“独立”“自由”的精神种子并未死绝），几近忘乎所以，并立即针对有涉“争鸣”的诸多问题如批评、教学、文章风格等畅其欲言，甚而指手画脚，俨然又激活了昔日写《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为中国文化把脉的豪迈心境，然却很少有对自我的冷静反思，更谈不上对中国国情有鲁迅式的冷峻透视。诚然，与其清华老师冯友兰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彻底“失落自我”相比，李长之的失落似还不算彻底。李仿佛一直没放弃“文化启蒙师”的角色自期与责任。他不愿一味做“顺着说”的应声虫。他对“文革”时有人砸毁曲阜周公庙、孔林，破坏珍贵字画文物皆极愤慨；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他也不屑讳言“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而又无能的表现”；对所谓“儒法斗争”，他更敢说：“对不同意见就扣上‘儒家’，叫人不敢说真话，搞顺我者昌，逆我者忘，迟早失天下，这种人最笨！”又说：“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切都推翻，都打倒，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就反对文化专制！”……李在“文革”时尚存这份鲠直，很不容易，虽不乏书生气；但当李看到他的老师周一良进“梁效”时，李却还真以为周已改造好了呢。——这又足见李对中国政治乃是书生。“文革”时有个看管他的“专政队”学生找他要书看，他竟真的热情地找书给他，李的爱人说，你不怕人家说你“放毒”吗？他却又一次认真到天真的地步，说：他是要看书啊，书怎么是毒呢！憨态可掬。可这又让我看到一个真诚的文化守灵人的良知未泯。也因此，唯恐李长之永远也学不像金应熙的，因为金作为陈寅恪所唾弃的门生，他为了适应官场的风云变幻，竟能在两个口袋同时放两份不同倾向的文稿，以便能随时应付风向突变也。
四、怨愤。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１９５６年，李长之写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俨然要做一篇新的《鲁迅批判》。最引人关注的当是《文学史家的鲁迅》。共和国初年，人们大多在政治思想上借鲁迅做文章，李长之却独出机杼，别辟新径，关注起鲁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来，诸如鲁迅治文学史时所用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目录学方法，辑逸方法，以及作家与时代并重，体系与历史顺序并重，全面与重点结合，略古详近原则，文学史与作品分析之结合，材料的审慎考证，乃至文学史著作中所列的参考书等等，详尽而周到。撰文展示作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之风采，可谓倾注了李长之自共和国以来六、七年间的独特思考与体会。而它正写于“百家争鸣”时期。比如他说鲁迅“特别重在风格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特重艺术上的独创性”；又说鲁迅“特别反对那些以说教为主而压倒了艺术性的书”；还有“文学史既是科学，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性的问题就仍应该提到，不是只分析思想性、艺术性就算了事的”等等。显然，李长之是希望能把鲁迅放到学术层面上来研究。这种学统自觉与文化尊严感，是一个对人类文化依然怀抱梦想与痴情的人才具有的。李在文末说：“鲁迅文学史著作在探求作品或作家的社会意义时虽有不够深入的地方，然而在艺术的分析上是充实而突出的，在这里不但体现了鲁迅的美学敏感，高尚趣味，而且表现了鲁迅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捍卫，而在今天尤其是可以救庸俗社会学的肤浅和偏颇的”。可见此文正是李出于对独霸学界的庸俗社会学的不满与怨愤而写的。“鸣放”确实给李长之封闭甚久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可晒晒阳光，透透气了。然这是在１９５６年，严寒还未开始。当１９５７年暴风雪大作，李长之就干脆关上了心灵大门。是年，其工资降了好几级，教授级别也相应下降，孩子患病，他自己则早在１９５２年就因患风湿病而手脚都变形了。一双曾经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妙笔生花之手，此时却被迫用胳膊夹起扫帚，去扫厕所，扫落叶了；有时因胳膊夹不住扫把，垃圾扫得不干净，又得遭人唾骂、毒打……他也曾想自杀，即像他笔下的屈原那样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死——但又终于有所不忍……毕竟心愿未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哪儿才是李长之的精神家园呢？家园早已荒芜了，唯有野草萋萋……田园将芜胡不归！……直到１９７５年“摘帽”，１９７６年中共北京师大党委派人来看他……当时他的腿已因病僵硬得连坐都坐不下去了，他让子女们帮着按到座位上……他呆在小角落里，周围是积满灰尘的书，他想转过头去迎接客人，然而头也转不动……党委代表走到他跟前，一句“你受苦了”，他顿时感到有一缕阳光照到身上，和煦、温暖而惬意……“我又可以写作了！”他终于嚎啕大哭……这位坚强的山东汉子，“文革”受了那么多苦，也没这样哭过……然而悲剧却在于，其实他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１９７８年６月举行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他去了。之前他还写了《忆老舍》，发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７８年创刊号，这可是他在文坛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呵！然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那儿表白：老舍的政治热情，老舍政治进步……俱往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许到了这个份上，他写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总算有权在生前以书写方式寄托对老舍的哀思了，这一挽歌已足使人悲凉不已了。半年后，他便再也起不来了……这篇《忆老舍》，也算是他祭奠自己的墓志铭吧。
五、羞愧、自卑及自负。一叶知秋。读１９５０年李长之发在《光明日报》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一股秋气扑面而来。从写此文始，李长之的“浪漫”精神就已经萎顿了。李在文中说，当他在书店见其旧作《鲁迅批判》“摆在显眼的或不显眼的角落里，这真叫我脸红”，他原是希望人们忘记它的，这是羞愧；他在文末申明，这本书若“为普通读者，我以为最好不看，书店也最好自动停售”，“最低限度，书局如果还印行这本书，应该加上我这个批判，那或者可以对读者的毒害减轻些，我也就心安些了”，这是自卑；他又说，但“这本书却也不是全无是处”，如“这本书指出了鲁迅前半的思想中心是生物学，后半的思想中心是阶级学说。这一点，现在已成了公论。这自然不是说大家受了这本书的影响，但至少可证明这本书和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是自负。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脸红是一种保护色，是以否定过去的自己来保护当下的自己；相信自己有毒，相信自己肮脏，这是一种近乎原罪的体验，不忏悔，无以生，忏悔了，也依然刻着耻辱的红字，一篇篇重写的传记，实已成为他借传主来清洗自己，却又永远洗不净的污渍。肯定自己，得有赖与公众意见一致与否来取舍，以公众的眼光来置换自我的眼光，这种难耐寂寞、害怕孤独的价值体验，大约也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吧？自负的另一面是自辱。或许对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来说，守护孤独与寂寞，近乎守住信仰，守住回忆，守住人格的尊严。守护孤独与寂寞，就是不自卑，不羞愧，不忏悔，正是对自我理想的担当与践履。或许，也正是从这一点说，１９５７年的政治风暴对李长之来说未必仅仅是灾难：因为当一个人被无端剥夺了向公众发言、表白、忏悔、启蒙的权利后，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促使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自己，不必表演，只需闭上疲惫的双眼，在内心，让过去、现在与未来默默地对话、凝望、沉思，当忏悔真正成为良知的自言自语，他会发现，自由的天使已从他心灵袅袅升起，她正衔着爱的火种，欲去翱翔澄净的天空，以期寻找菁菁树林，点燃理想的火炬，让灵魂获得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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