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经历了一生的颠沛流离，他的思想也和他的经历一样曲折而艰险。晚年的别尔嘉耶夫决定写一部思想自传，来描述自己的“思想史”。他拒绝用生活事件连缀成一本琐碎的回忆录。对那些与人类心灵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刻无疑是恶俗的自我标榜。生活事实可以靠所谓的回忆来附会，而回顾思想历程本身就是进行一种思想的建构。哲人的思想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具有内在的连贯性。真理在历史的风雨中或隐或现，别尔嘉耶夫发现自己的精神道路晦暗不明，苦闷时时笼罩着他，这种痛苦不仅源于现实的困窘，而且也是一种形而上的自觉。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谎言，太多的滑头，他们东张西望，见风使舵，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自取灭亡。按照宽容主义者的说法，生命个体的自我保全是无可非议的，在历史的重压下，渺小的个人是否有义务去接受苦难的亲吻，这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苟活者的理由总是成千上万，而执著的殉道者却总是不假思索地迎上前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受难者，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担当苦难，那么，这个时代肯定是不可救药的。
坐过四次牢的别尔嘉耶夫认定自己将在放逐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是表层意义上的绝望，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注定要在路上漂泊。生活的磨难虽然无益于思考和写作，但是，对于别尔嘉耶夫来说，外在生活的打击并不能破坏内在生活的规则。别尔嘉耶夫在某种程度上是故意拉大这两种生活的距离的。一个与浅薄的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是不会去计较什么生活上的得失的。别尔嘉耶夫出身于贵族，他承继了家族中暴躁易怒的精神遗传，这决定了他注定不能在现实的局限和制度的残缺面前保持沉默。作为一个天生的反叛者，别尔嘉耶夫注定不能成为固有制度的派生物，他努力中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目的仅仅是为了成全自己的思想爱好、捍卫与生俱来的自由。
和许多忧思深重的思想家一样，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历程同样也是从背叛自己的家族开始的。对贵族社会的厌恶不但强化了别尔嘉耶夫对正义和同情革命的要求，而且也使他成为反戈一击的“忏悔的贵族”。实质上，别尔嘉耶夫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他几乎没有现实的利益追求，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精神洁癖。他的审美尺度是极为苛刻的，残缺的现实已不能适应他的想象力，所以他采取了厌恶生活的态度，这并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为了寻求超脱。他用这种方式参与生活，目的是为了不掉进日常生活的陷阱，从自我掩盖中脱离出来，揭示一种冷冰冰的现实。别尔嘉耶夫的这种隔离感既是其倔强的性格所致，也与其歇斯底里地追求精神自由有关。在他的冷漠下面是对人类命运的热切关怀。他的神经十分纤弱，他的情感无比丰富。他说：“我很易受生活悲剧的感染”。孤独却又真诚的他甚至可以为一条叫托姆的狗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可见，他不是那种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思想家的个性往往是通过许多细小的心灵事件表现出来的。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不可能去为人类的前途绞尽脑汁。
在这个坚硬而老化的世俗世界上，用“个性”来反对“类”，无异于以卵击石。从童年开始，别尔嘉耶夫就竭力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人群，疏远社会，但是，苦难却无缝不入。一个堕落的世界是容不下孤独的个人的?两者的不调和性是根深蒂固的。别尔嘉耶夫在谈论自由的时候是忧郁的。在重复、单调、有限的日常生活中，自由的光芒像朦胧的薄雾遮挡着人们的视线。他意识到：“自由是困难的，它是沉重的负担”。获取自由的念头会给人招来无穷的麻烦和灾难。我相信，在无形的重压下面，有的人是逼迫自己丧失思想而成为奴才的。忘掉自由、学会不愤怒同样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些原本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常常走了一圈又回来，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因为他中途放弃了真理。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大部分都走了这条路。他们清楚自由对于生命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他们更怀疑自己是否有义务去为那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受苦受难。激情冷却之后居然是一种苍老的聪明。别尔嘉耶夫坚信“任何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而中国的一些启蒙思想者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还是不说的好吧。”的确，关于自由，难免会“说了也白说”。它注定是一种绝望的游戏，在地狱边上无助地守望。
鲁迅力图在“无所希望中得救”，而更多的人是在无所希望中沉沦。鲁迅即使绝望了也不妥协，这样的“硬骨头”在中国思想史上不能不算是个例外。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青春时代，但是，它的早夭也为那些狰狞的观望者留下了口实。五四以后，中国也冒出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思想家”，他们的出现不过引起了死水微澜而已，有的除了染红几片血刃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标记。同样是为了理想而遭受迫害和痛苦，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者就很少有人能够将那种激烈气质保持下来呢？固然，我们缺少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精神，没有人肯无缘无故地把自己钉在滚烫的烙铁上面；更可怕的是，在受难者周围聚集着那么一群神情专注的看客，他们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人血馒头”，而且良心上还十分坦然。别尔嘉耶夫流亡巴黎时期连续十年收到“一个离奇的女人的信”，她的智慧与关怀使别尔嘉耶夫感受到了“更多的观点一致”和“更多的爱”。可见，别尔嘉耶夫的孤独是有响应的，特殊的精神交往使他有勇气去面对鄙俗。然而，中国的盗火者却很难获得有力的精神支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孤独。在俄罗斯的灵魂世界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不合时宜的思想者，而在中国，却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暗箭。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理解和同情的问题。理想主义同样也需要空气和土壤。一心想看思想犯受刑并且企图分上一杯羹的人群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是无名的杀手。
（《自我认识——思想自传》，尼·别尔嘉耶夫著，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1月版，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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