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集《天地雄心》?王开林著，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１年版，２０．００元?写了二十九个人物，其中二十位是湖南人，作者对于湘地人才勃兴，国家命运多舛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做了挖掘可信史实，细加考量从而探明真相的研究，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站在湖南的视角上透过历史幽深的洞孔，了解我们的来路。”
祝 勇
或许有人会问，将那些在时间深处已成灰泥的历史人物扒出来，置于现代化的病室里照一番Ｘ光，重新观察一下他们的血脉经络，这样的尸检报告，于当世是否还有意义。我想是有的。我固然不愿重弹历史是后人的财富，或者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这类老调，但是，逝者经历过的一切，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范例，也就是说，后来者的永远优势在于，他们所有面对的困境与难题，前人早就面对过，而且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历史给予足够的时间，来验证这些对策。对这些已有的答案视而不见，是最大的资源浪费，至少，在当今流行的效益原则下，这样的浪费，明显不符合现代人的经济学。
王开林写了一本近三十万字的历史散文集《天地雄心》，试图检点从现代人匆促指缝中遗漏的部分。书中写了二十九个人物，有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杨度、熊希龄、蔡锷、八指头陀、叶德辉这些湖南人，也有翁同?、李鸿章这些与湖南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颇让人生出“一部湖南史，半部中国史”的慨叹。开林说：“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天地雄心．自序》）湖南人地之奇异，确是一绝，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我曾多次入湘，穿行于奇山异水，对湖南，略有些皮毛认识，就认定这确是块出奇人的地方。但是如开林所说：“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同上书，第４页），开林撰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湖南立传，亦非展示伟人故乡的优越感，而是站在湖南的视角上，透过历史幽深的洞孔，了解我们的来路。
我常为一个问题所困：自然科学——譬如数学——的发展，基本上呈现着线性发展的特征，前人的成果，总会成为后人的阶梯，科学便在这种前后相连的逻辑顺序中一步步推进，几乎没有倒退的可能，为何社会的进程，却始终是一个令人猜不透的迷阵，明明已经走过的弯路，还是依依不舍，明明已经铸下了错误，还是义无返顾？王充闾先生所说：“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见《面对历史的苍茫》，第１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他同时写道：“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同上书）我想，开林也是带着这样的困惑上路的，手中握着一张空白的纸，让那些历史的过客留下自己的答案。于是，他的写作过程，应当说与他的思考过程同步——主题先行绝对是研究历史的大忌，同样，我们的阅读，亦与开林的思考同步。当我们读完最后一页，我们或许会与著者相视一笑，内心也随着豁朗许多。
后人面对历史感到困惑的原因之一，在于历史现场的不可复制。问题就这样来了。我们可以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一项实验，可以回到困扰高斯的一道数学习题上去进行推算，惟独不能重归帝王的宫帏，英雄的战场，乃至复杂多变的历史格局中去。科学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被记录和保存下去，又有什么能够封存岁月每分每秒的真实形貌？休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即使是个人的历史，也常常在回忆中被磨去了清晰的轮廓，丧失了它的准确性。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体验，几个当事人对于同一事件的追述，竟有着完全不同的版本。人类大脑的缺陷，与时间合谋，一起篡改了历史。记忆的丢失，仿佛不可抗拒。就更不用提人为的遮蔽了。那么，后来者凭借什么来享用丰厚的历史资源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发霉的史书呢？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开林亦认识到：“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天地雄心．自序》）?
那么，真实是否永远丧失了呢？历史，倒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想，历史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事件本身和人们的历史观相结合的结果。它真实的存在着，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在部分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也可以在全部的时间欺骗部分的人，但你不能在全部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真相就像深闺中的少女，你不去找她，休想她主动投怀送抱。要了解历史，须有开林这样的决心和恒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泽明的《罗生门》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一段简单的讼案，每个当事人竟有完全不同的描述（他们的证词当然都有利于自己）。发案过程已不可能复制，在这种情况下，述说的版本越多，对局外人了解事实越是有利。一面之辞，总令人难以判断，因为这个惟一的陈述者，实际上已是信息的垄断者，被他舍去的部分，往往无法弥补。而众多的版本，不仅可以使追述趋向每一处细节，而且，即使抵触矛盾的部分，也为他人的分析归纳，提供了线索。如果版本无限增多，局外人就可以无限趋向真相本身。
人们对历史的漠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解说历史的权利被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一面之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按照有利于述说者的原则排列。史书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确切地说，官方似乎永远是历史的法定撰稿人，非官方对历史的发言权，则被蛮横地剥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很多历史的迹象存留于民间。时代的进步总会逐渐消解垄断者的地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如开林所说，“掘开历史的坟冢，去探明真相”。《天地雄心》也是其中之一吧。至少，它为我们增添了一个理性的版本。
第二个问题，即使我们了解了历史，历史对后人是否有意义——对讲求实用的现代人来说，它是否有“用”？“用”自然是有的。前人行走的步态，在每一个岔路口的选择，都决定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向。历史一经发生，就有其不可选择性，就像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相识以前，他们有着无限的选择的自由，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子女，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对他们自身而言，一旦他们结缡生子，子女绝不会拥有对父母的选择权，当然，子女日后也会成为父母，如此下去，循环不已。时间越往前，选择的机会越大；时间越靠后，选择的机会越小。对于历史而言，我们已经丧失了选择的余地，岁月中发生的大大小小各种事件，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处境；而对于未来而言，我们还掌握着无限的选择权，那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像在赌场上那样掷骰子，获得的概率能有多大？这个时候，对历史的认识，就显示了它的重要性。
我们可能会对未来提出一百种假设。不用多，一百种，就能穷尽我们的想象。但是，历史中蕴含的可能性何止千万。解析过历史的题海，又何愁不能通过未来的考试？我们的误区在于，对于已逝的事物，我们往往只重结果，而对纷繁复杂的过程漠不关心，这使得我们思想日趋懒惰，历史也由一个神经丰富敏感的活生生的躯体，蜕化成为一具僵硬的干尸，成为器官的堆积物，成为被名词固定住的标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会给我们现成的答案，我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愚钝，我们会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还是回到《天地雄心》。开林在史料上所花的工夫自然是到家的，他尽可能地除去往事的霉斑和绿锈，让历史的轮廓重新鲜亮起来。但这仅仅是基础工作，本书的价值，尚不在此。本书不是一部考证史实的著作，而是试图透过那些苍老的面孔和复杂的表情，参透历史的真义，摸清历史的内在规律。毕竟，开林不是史学家，而是文学家。史学，是科学；文学，则是心学。他不仅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打量和估价历史，更用一颗文人的情怀去包裹它。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开林的评述，完全是“对事不对人”。斯人已逝，个人的是非功过，在苍茫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渗入他们精神运转的过程中，寻找出有价值的公式。他像是从历史的墓穴中，用他的毛刷小心翼翼地除去文物上面的土层，昨日的旧物在他虔诚和期待的目光中，一点一点地显露他原有的形迹。整个过程进展缓慢，却极富神秘感。是悬念，是对未知事物的渴求和对谜底的渴望，给历史散文的写作带来快感。
开林的写作目的就是看到魔王私处的刺青。我从来不将那种罗列史实的所谓散文称为历史散文，如果他没有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什么，那么他的写作充其量只是对常识的复述。未经个人心智过滤的文字算不得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佩服开林的。你看他对谭嗣同的评述：“我真不忍说，但又不得不说，他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仿佛一封投错了地址的加急电报，我们至今也未收到。”（第１２８页）对谭从容赴死的意义，他进一步阐释道：“默察谭嗣同死后的百年历史，我发现，东方古龙的民主进程酷似蚯蚓蠕行，缓慢出奇，这恰恰不是因为流血太少，而是因为失血太多，率意任性赴死的志士和天纵英才的革命家太不珍惜生命，过分信从‘头颅掷处作雷鸣’的浪漫主义念头……死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活着，活出自身的极大值。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尽管我能理解谭嗣同毅然赴死的雄奇意愿，但我仍不能赞赏他在百年前的那场血的献祭。”（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对于在各种名目，特别是在漂亮的名义下进行的杀戮行为，开林表现出根本性的怀疑：“这样的胡砍乱斫，人间公义也早已化作刀下的一堆西瓜。黑旋风李逵在沼阳城中劫法场，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痛快固然痛快，但他砍死了多少无辜者？像这样的‘天杀星’真若助其宋公明哥‘杀入东京，夺了鸟位’，那两把嗜血如渴的板斧能否束之高阁？恐怕是个未知数。靠杀人过瘾的武夫，你根本别指望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其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那把削铁如泥的屠刀上，他若放下了屠刀，纵然作了佛，除了手痒，口里也会‘淡出鸟来’难保不因技痒而重堕魔道。”（《剃刀明霜雪》，同上书，第１０５页）?
这样的洞见，在本书中层出不穷。对历史的认识越深，我们越会发现，所谓的现实，常常不过是历史的翻版。历史是横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巨大的背景，它几乎可以笼罩一切。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面前如朝菌蟪蛄，不值一提。你的一生能够见证多少新鲜事物？数十载的生命，如何与千万年的历史对抗？如果昨日重现，我们是否做好准备？固然，不同时代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但是，无边的历史，肯定有着某些共同的秘密，什么时候破解它（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点真正的自信。
开林的工作还会继续下去。明年，他将在《十月》杂志开办他的历史散文专栏。他有他的雄心。不知后人又会怎样评说他今天所做的一切。
雷池月
以随笔体裁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在一心要成就“大师”伟业的作家眼中，或许不免有媚俗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类文章对作者的要求却很高，一要对评价对象的有关史实烂熟于胸，二要在历史观、哲学观诸多方面有深厚的学养。具有这两条，才能避免以自己的累累“硬伤”和通篇谬论误导他人，同时，自然也就会收到启迪心智教育后昆的良好效果。要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房龙的《房龙论人（Ｏｎ Ｈｕｍａｎ）》，被推崇为“影响欧美最重要的一百本书”之一。最近出版的《天地雄心》显然也是想沿着这条路有所遵循有所开拓的一个认真而努力的尝试。和《房龙论人》比较，这本书的选材视角小了许多?除了最前面以屈原、项羽为题引的两篇史论以外，后面类乎评传的二十七篇的“传主”都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政治或文化精英，而且绝大多数是湖南人?。至于文章得失的比较似乎不便评说，但可以肯定，作者关注人类、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情怀是相通的。
历史学，曾经有相当长一个时期，被指派为政治附庸的角色，给人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印象，爱读书的人不妨回忆一下以前的中国通史教科书，除了每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经济状况和阶级矛盾的介绍、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总结……之外，充满戏剧色彩的丰富生动的史实几乎全都被回避了。难怪学生们异口同声说“历史真枯燥”。历史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全部经历的纪录，撇开了具体的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把它变成一堆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名词的反复，还能有什么趣味性可言？
形成如上情况首要的原因无疑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历史观被推向极致的结果。教条主义者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历史本身，他们仅仅需要极少量的史料来佐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除此以外，史实云云，可以概行省去。事实上，也不得不省去，因为，任何史实都必然会反映相关的个人的作用，突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却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表现，而历史唯心主义，自然首在破除之列。主观上有了这种回避“说人”的先导，发展下去终于到了无法“说人”的地步：说古人？不能不担心被指为厚古薄今，以古讽今、含沙射影、心怀叵测（这些都是政治而非学术问题），说今人？风险更大，你很难确信自己不是在为某某反动阶级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树碑立传。
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业绩无一不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才得以实现，为了避免只见概念不见人的尴尬，“人民史观”便应运而生。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人民是一个复合的抽象名词，以它作主语，其谓语动词只能指大规模的集体行为。你不能让人民去完成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动作，历史的舞台上如果全是人民，那戏是既看不下去也演不下去的。而且，人民的定义也不很确切，因为它的内涵据信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毛泽东曾在五十年代说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一切爱国分子，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级之前呢？人民则是“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层、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那末，再往前呢？在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戏剧性的轮回，究竟是“打江山”的还是“坐江山”的是人民呢﹖抑或“打”的时候是人民，“坐”的时候就转化为人民的敌人？如果是后者，那么几千年的中国史上，人民就一直在为“打江山”而“打江山”，那就真如赫鲁晓夫所言，人民只是“一堆肉”，永远是别人压迫和杀伐的对象，许多决定他们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他们无从插手，甚至不能与闻。
共产党内有识的历史学家，如黎澍等人，首先发现这一悖论的怪圈。作为共产党人，黎澎他们当然也不能接受卡莱尔的“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类结论，于是，提出了一个“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折衷命题，以此为据，使许多问题得到差强人意的解释。
但是，随着文化“接轨”的日益广泛日益牢固，这种折衷的历史观只能由节节败退而最终消洱于无形，应运而生的是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精英史观”。十多年来，各种在不同背景支持下成长的资产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粉墨登场，为“精英史观”的风行铺平了道路，由文丐们炮制的中外“大款”和“大腕”的传记类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强迫人们认同：精英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承认也不行，人家活得那份滋润证明了这一切。
与“精英”相对应的词是“大众”。大众，应该是指收入在某一标准线以下的下层群众，其中的某些群体，如下岗职工，没有工人身份的打工男女、城市游民（包括大量的小商贩、小经纪人及三陪女等等）。由于生存处境的日益边缘化，创造历史的责任感、自豪感于他们纯属不着边际的笑话。好在现在谁也不对他们在这方面有过高的期望。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对立又互为依存的关系，似乎正一天比一天强化。由于在分享生存资源、竞争机遇上不平等状态的日益加剧，大众会孳生出仇视和消灭精英的情绪，这种情绪最终积累为一种潜在的本能；而同时，大众又酝酿着羡慕、崇拜、取悦和仿效精英的精神取向，这是一种表层的渴望，因而往往更能主导他们的行为，这种状况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相一致的，因为，一切仿效总还存在着百万分之一的成功的可能，而要彻底消灭精英的优势和改变不公平的命运，则是一件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决无可能毕竟其功的一日。精英一茬又一茬地崛起，大众却依然如故。
精英史观是理解历史现象简明实用的路标，虽然它在感情上、道义上颇难令人接受。《天地雄心》的作者正是从这种矛盾中走向幽深曲折的探索之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身上往往兼具英雄和暴君的两面性。失败的英雄最能引起人们的崇敬，因为他们尚未能充分展示其暴虐的一面。政治精英且不说，文化精英中极享盛名者如拜伦、毕加索，至少他们在对待妇女的态度方面是不逊于东西方的淫暴之君的。
正如《天地雄心》作者所言，精英们“个人的悲、喜、苦、乐、幸与不幸终将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或深或浅的斧刻之痕”，于是，也就像唐德刚先生说的，“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的崇拜者”，只是一味地围绕着他们倾注自己的心力，从那些发霉的年表和起居注中，反复发掘和揣摸他们灵魂的轨迹。尽管明知道他们不合理地霸占着理应平均属于大众的空间、资源和机会，却别无他计，因为历史从未提供过别的出口?
天道之不公，由来如此，人其奈何﹖人其奈何﹖
王开林
两年前的仲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褚赣生先生来湘组稿，聊天时，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编辑对湘地的人才激赏有加，他对我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一鼓作气涌现了三大拨人才，第一大拨是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将帅，第二大拨是以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民国元勋，第三大拨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这些人物个个都是一部传奇，你是湖南人，有天然的地利，若能将这三大拨人才串连起来，对他们的思想、功业和命运下足一番探究的功夫，肯定身入宝山，决不会空手而归。我们出版社对这样的书稿很有兴趣。”言者有意，听者有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身为湘人，许多年来，我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湘地雄杰们的故居、传记和民间传说，有一些皮毛的感性认识，如今要作宏观与微观上的考量，先前那点存货已经不敷所用，还得去积如山丘的资料中细心寻找更重要的线索。这的确是一桩难以完成的任务，我竟凭着愚勇和热忱，不自量力，将那支“令箭”接了下来。此后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乃是我写作生涯迄今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考验，好几回敲响了退堂鼓，险些半途而废，所幸我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坚持到了最终撞线的那一秒钟。
“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这一由来已久的说法不无夸张，但并非完全脱离实际。从鸦片战争爆发之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１８４０—１９１１），晚清七十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唯有广东可与颉颃。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王闿运、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八指头陀、王先谦、叶德辉、齐白石……屈指数一数，至少有百余位荦荦英杰，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强劲的影响，他们共赴时艰，同纾国难，其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令人惊奇的是，这批荦荦英杰的思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保守营垒与激进阵线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尝停歇，而无论守旧的后卫还是革新的前锋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波诡云谲，雾锁烟横。
在风雨如晦的百年中，林则徐、翁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和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力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间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其破坏力和创造力之大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湘地雄杰所形成的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节骨眼上屡次起到了扶泰山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翦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的湖湘子弟平息了西疆叛乱，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的回声，黄兴指挥的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蔡锷打响的护国战争则彻底铲除了封建帝制。无疑，这些湘地雄杰的代表人物都是历史的推动力，但他们的盖世功绩却渐渐地变成了一笔糊涂帐，越来越茫无头绪，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我能做些什么？清帐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力，非一人可为，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一样去打捞那一颗颗久已沉没于历史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毛泽东、彭德怀，完全没有例外。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伟人是一面极好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但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亡，亦百姓苦；兴，亦百姓苦”，大抵就是这十个字。一部英雄史诗，究竟要用多少吨民众的血泪为墨才可写成？谁也不清楚，统计学家也爱莫能助。
对于激扬文字的书生而言，“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然能获致非凡的快意。可是仅仅“推倒”不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在历史潮头站稳了脚跟的豪杰也不是轻易可被推倒的。我认为，关键之关键还是后人取更近的距离关怀前人，不纠缠于非荣即辱的功罪，不轻启非善即恶的道德法庭，力求看清他们思想、情感、经历和命运的脉络，因为他们个人的悲、喜、苦、乐、幸与不幸早已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斧刻之痕。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与巨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真正腾飞？从何处方可获得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百多年来，不少湘地雄杰一直为这个想法所魔魇，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无不思之良苦。自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二十九个人物，其中有二十位是湘地雄杰，正是以他们为此书的主干，有九位（李鸿章、康有为等）不是。有二十七位是近、现代人物，有两位?屈原、项羽?不是。我要声明一点，地域的概念在本书中其实是相当模糊的，那些高蹈远翥的天之骄子不管与湖南这方水土怎样血脉相连，他们都不会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是属于世界大舞台的。“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关键是思想的脉络——从人文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进步的艰难，对此我试图找到一个比以往更临近的理解，未必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好在许多有良知有抱负的学者正从事着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我并不是唯一上路的人。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曾有人问我：“你用‘天地雄心’来概括这二十九个人物，是不是过于抬高了其中的某些角色？”这个问题值得一答。所谓“天地雄心”，既指那些英姿伟抱的历史人物救天下之大溺的勇者志量，也指那些惊才绝艺的历史人物济文明之大穷的智者胸怀，他们的雄心恰似一颗颗钻石折射出历史的七彩虹霓，成为一道刮擦不去的风景。即便是李鸿章那样被唾骂了百年的“卖国贼”，我也要重揭谜团，让人看看他在国祸孔亟时是如何的敢负责任、不计荣辱；即便是叶德辉那样的“恶之花”，我也要将他刮垢磨光，让人认识到这位文化流氓迥异于政治流氓的正面价值。掘开历史的坟冢，启去论定的棺钉，重作一篇“尸检报告”，这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有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即胡适先生曾戏言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捅破了一层窗纸，可是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相和假相，难免避实就虚。固然，历史的某些真相和本相长期遭到遮蔽，却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世间总有一些怀疑者不满于现成的答案，轻装上路，去用镐头掘开历史的坟冢，探明事实真相。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即已初步显示出开掘“史墓”的意义和效果。
唯雄心未死，正气不灭，历史的车辙一再失陷而能振拔，人们才能鼓足余勇去追踪那微渺的希望之光，才不至于完全沮丧，才不至于彻底堕落。我试图擦净历史快车上的那面后视镜，以求看清某些历史人物身上渐显模糊而又发人深省的地方，但尘垢积得太久太厚，仅擦亮一小块地方还是远远不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