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江合作社住了一周了。这一周正赶上和石生师傅值班。和师傅在电影最红火的八十年代是电影放映员，也是有见识的人。现在每天晚上我都要跟他学几句纳西话。
我学的第一句纳西话是“忒额吕”——看书的意思。如果是“看电视”，那就是“电视吕”。如果大人叫小孩“看书去”，那就是“忒额吕发”。在木氏土司府旁边有一个牌坊，上书“天雨流芳”，颇有诗意。和师傅说，这其实是纳西话“忒额吕法”的谐音。纳西人之重视读书，可见一斑。
前天上街，终于找到了“高海拔工艺店”，店里关于纳西和东巴文化的书果然很全，还有一些人类学著作。老板娘姓徐，父亲是白族，母亲是纳西族。既然名为工艺店，就不只是书，老板娘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拿着刻刀制作一个木雕盘。
店门口，一个黄胡子老外正和一个老人聊天。老板娘说：这个老人会讲好几种外语。会说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也能听懂几句。老板娘还说，像他这个年岁的人有许多都会讲外语。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与抗战有关。抗战时，云南到缅甸的滇缅公路是盟军运送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云南抗战最艰苦的地方在宝山、腾冲一带。但日军从来没有进入丽江。于是丽江成为大后方重要的物资周转基地。据李锡说，当时小小的丽江竟然有四大中央银行的办事处。此外，由于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云南子弟受到一流教育的机会突然增加，同时，云南得天独厚地获得了相当多的联大毕业生，丽江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中国的纳西学先驱李霖灿就是在联大读书时迷上了玉龙雪山和东巴文化的。丽江之经济建设和人文建设在抗战期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也有人戏称丽江是发了国难财。顾彼得在书中对这段时间丽江的繁荣有细致的描述。
这时，又有一群美国姑娘跑到店里。黄胡子老外给老板娘做生硬的翻译。这群姑娘并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她们都是大学生，学生物遗传学的。她们看中了挂在店门口做装饰的几串玉米，其中有几棵是花玉米，有不同颜色的玉米粒。这正好可以做遗传学研究。女生物学家麦克林多特就是因为研究玉米基因的什么转座获得诺贝尔奖的。
黄胡子老外是美国人，叫孟凯利，从麻省波士顿来，来研究纳西宗教，准备呆上一年，正在找房子住。我说，你可以跟我住到丽江合作社去。不过，他正在跟一个当地居民商量去他家中看房子，那人要我帮他翻译一下，先带他看房子，如果他同意，要去公安局登记。公安局该是什么词，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了police，我自言自语：“公安局，公安局？”孟凯利说：“噢，工安居，我知道。”于是他们就走了。
徐老板娘说他认识黑泽，黑泽常来这儿，有时赶上饭就请他吃饭，他有时吃，有时不吃。老板娘的生意做得很轻松，她不停给我介绍书，但是却没有勉强我买的意思，那感觉仿佛是在炫耀自己藏品的藏书人，而不是一心要把他们卖出去的店老板。高海拔工艺店的名气很大，我在昆明就有人给我介绍过了。在书店的店口，悬着不少中外政要、文化名人光临高海拔店的照片，粗看一下，有李岚清、李瑞环、董建华几位。几个老外记不住是谁了。据说李瑞环来丽江时，路过高海拔，徐老板不失时机地趋步上前，说：李主席，我这里有你五十年代写的书。果然，徐老板保存了一本青年鲁班李瑞环当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木匠技术的小册子，让李瑞环意外地惊喜。
我买了一本戈阿干的《东巴神谱》。但这并不是我希望的神的谱系，而只是一些神的画像而已。徐老板说，戈阿干在纳西话里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帅哥”。这时，一位老先生在旁边说：戈阿干是我的学生。
这老先生有七八十岁的样子，看起来身体健康，尤其是满口的白牙甚是难得。不过一张嘴就发现，其实不是满口，是半口。上牙缺了左边，下牙缺了右边，上下一合，竟然满口牙。老先生拿起摊板上一本《丽江府志略》，从后面整理者中找到了他的名字，指给我看，他叫和鉴彩，是一位离休教师。
短短的一小会儿，遇到这么多起文化人。
回合作社的路上，看到一群人正在观看几个学生给一位老人写生。那老人的脸上沟壑丛生，应该是写生的好对象。不过似乎是个老头，让我有点意外。这不仅因为纳西族男人的服饰没有多少特色，如果写生还是应该找老太太；而且因为，我很难在古城里见到老头。相反，老太太随处可见，个个穿着纳西服装，身后背着羊皮和七星。
穿纳西服装的老太太，是丽江古城的特征标志。
2000年9月16日夜 云南 丽江合作社
一觉睡到17：30，被电话叫醒。李例芬老师请我去吃晚饭，我辞谢了。不过我确实该出门了，吃饭是一方面，还有件重要的事是买《南方周末》。在丽江也能看到《南方周末》，只不过晚了一点，要到周六下午或者周日才能看到。
出门的时候，雨几乎停了。每次出门都骑车，在古城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推着，也不适合闲逛，也一直没有在古城里摄像。想，该在古城录一段了。
也许是雨后的缘故，四方街一带游人纷纷，灯光在五花石的辉映下显出繁华的景象。在四方街附近的密士巷，看到一个胡同画坊。里面挂满了手工绘制的文化衫，其中最里面墙上有这样一件：红色的天光中，一个人扛着自行车艰难地向山上爬着。这景象在摄像机的镜头里，显得格外悲壮。正录着，店主回来了，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礼貌地对我说：“我这儿不能录像。”小伙子叫汪立，从浙江来，已经快两年了。我买下了这件文化衫，三十五元，不讲价，他说。正巧他的女友来喊他吃饭，我说我也该找个地方吃饭了。他说他们那个地方不错，我便与他同去。他来了一些朋友，坐满了一桌。我刚拉过凳子要在另一张桌前坐下，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向外抬桌子，请我同吃。
这一桌加上我一共七人。汪立，汪立的女友小霞，小霞的朋友张凡，张凡的两位朋友温天和黄征，还有一位腼腆的不大说话的淑女似乎姓刘。温天和黄征是昨天到丽江的，一个从北京来，一个从海南来，在昆明会合，同来丽江。他们看来是老朋友，曾一同在新疆做生意。从他们的话里看，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不是能在一个地方长呆的人。
我说：“喝点酒吧，酒钱我出。我总不能白吃。”我说的是啤酒，但温天说白酒，那就白酒。我说：“要本地产的粮食酒。”于是上来了一种大麦酒。
我自我介绍方式是发名片。这次发的是社科院的名片。他们说他们的一个什么朋友会谈哲学。我说：“听你们的意思好像哲学是一种乐器。”温天与我握手：“我姓温，温暖的温。”黄征说：“我姓黄……”忘了他自己介绍说是什么黄了，张凡说：“就是黄色的黄。”
温天问：“周国平是不是你们所的。”我说是。他说：“我读过他的书，挺好。”我说：“《妞妞》？”他说：“对。”
七个人，只有汪立和淑女不喝酒。第一杯酒，有人提议，干了。小霞和张凡看起来都是酒盅女侠，毫无犹豫之色，主动端杯。张凡说：“说点什么吧。”温天说：“为丽江。”我说：“相逢何必曾相识。”一饮而尽。
有一道菜，叫焦干。张凡问：“是哪个焦？”汪立说：“就是烧焦的焦吧。”张凡忽然窃笑不已。汪立对我说：“你给分析分析，她笑什么。”我一指黄征，说：“恐怕和他有关吧。”黄征说：“我闷头吃饭，和我能有什么关系。”
张凡与黄征是在长城上认识的，张凡找人给自己照相，就找到了黄征。张凡说：“你们都是从北方来，我从南方来。”我说：“瑞丽？再南你就是从越南来的。”她说：“我不是傣族。”我说：“那你是白族？”她说：“不对。”我说：“彝族？藏族？”黄征说：“有点靠谱。”我说：“其实纳西族妇女长得就挺结实的。”张凡说：“干吗非得往民族上猜，我是多数。”我说：“干脆你招了吧。”温天说：“派一个帅哥，看你说不说。”
温天在海南养过两只狗，一只叫阿兰，一只叫德龙。黄征也养过狗，叫尼采。后来尼采死了。有一则幽默。说墙上有人涂鸦，一人写：上帝死了——尼采。几天后，下面又出现一行字：尼采死了——上帝。其实这个幽默一点儿也不可乐，但是越琢磨越幽默。
黄征和温天说起新疆的事，用新疆味的普通话，“耶，开水烫过了么。”这是说从事“特别行业”的女性，因为她们要洗澡。和师傅有一天也和我发感慨。说以前丽江没有“鸡”，后来外地来了什么“东北鸡”、“四川鸡”。有些大老板只要本地的“山鸡”。和师傅说：“她们怎么能干这个？她们父母怎么能让她们干这个？”
想起去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北大未名湖的石舫上乘凉。石舫的另一端是几个少男少女，听他们讨论的内容应该是中学生，忽然，一个女生说：“只要性功能没有障碍，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嗓音清脆，声音清亮，在夜空中回荡。他们的讨论平稳地继续进行，也许在他们的语境里，这个问题就如爆米花一样平常。
食色性也。这是新世纪的老话题。
20：30了，四方街附近的街道两侧的小店大多还开着。流水声不断，石板路不断。灯火闪烁中，一位纳西老太太背着七星缓慢地走着。
2000年9月17日 云南 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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