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云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后来是一朵云，一缕孤魂。
他死在１９１２年农历三月的一个夜晚。他死了这么久，并且距一个又一个高大的铜像很远，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他了。但他的目光还会从飘过皖城的某一朵云团上辐射下来。孤云当然是他的号，主要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韩衍，字蓍伯，又名重，江苏丹徒人。
可以这样说，韩衍是奔走在苦难大地的行动者，而孤云则是以思想者的面目出现的。孤云活着的时候很孤独，死后亦然。不过，我发现孤云还有一个隐秘的“别号”。他将天台里的寓所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绿云楼”，因为里面住着他的爱妻林红叶。
一个切实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当思想浮升于脑海之巅，其势正如孤云奋飞一般；而悲悯的诗情飘荡之际，正是孤云绿意盎然之时。这就是说，他的生涯及其内在性格呈现为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我们从他写下的两部遗稿《孤云冷语》和《绿云楼诗稿》，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记得伍尔芙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重大社会冲突的影响，常常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间歇性。法国革命把有些人紧紧抓住，撕得粉碎；其他一些人它却轻轻放过，不动他们一根头发。”韩衍正是策动皖省辛亥风暴的革命者之一，同时也是被它撕碎的殉道者之一。比起吴旸谷被浔军黄焕章所明杀而言，韩衍是在同安岭被人暗杀的，中两弹，腰被洞穿。凶手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和惩处。而幕后的那只黑手究竟是谁，依然是个历史之谜，但柏文蔚这个人存在重大嫌疑。相反，作为革命对象的皖抚朱家宝（熊成基起义正是他镇压的），不但没动他的“一根头发”，而且摇身一变，爬上了皖省首任军督的宝座。辛亥革命有许多奇怪之处，悖理之处，比起法国大革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朱家宝之流，孤云射出犀利的目光：“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不过，韩衍对死早有准备。１９０８年他与陈白虚、高语罕、朱蕴山等创办《安徽通俗公报》时，就受到反动势力的忌恨，被连刺五刀。孤云毫不畏惧，创伤未愈，便在报上发表《告刺客书》，其目光如炬，大气凛然，视死如归。“今有投函本社曰：有人谋我，嘱我戒备。信耶？伪耶？果尔，孤云为天职而死，何戒备之有？孤寂洼前，增我尺土梁鸿葬。”正如他在吊宋玉琳的诗中写道：“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坠地作雷鸣。”
孤云对袁世凯其人及就任大总统的透视，可谓入木三分。远在１９００年任北洋幕府督练处文案时，孤云就洞察了小站练兵的黑幕，对袁世凯奸诈阴险，拥兵自重，镇内如虎，媚外如犬的嘴脸看得十分清楚；比如，当时袁派兵镇压江浙人民奋起反对英帝国抢夺沪杭甬铁路权的斗争，孤云感到极为愤慨。他以“丹徒附生韩重”的名义，勇敢地投书清廷，痛责其阴谋“植势力于东南，居心叵测”。基于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孤云坚决反对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连孙中山对袁世凯尚抱有幻想，而孤云在当时中国属极少数清醒者之一，是难能可贵的。他坚定地表示：“国无论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便都承认他。我孤云一个人，是不承认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反对袁世凯任总统》）这可以见出孤云作为政治家的胆略和眼光，以及不怕孤独、坚持己见的难得品质。随后发生袁氏称帝、讨袁失败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孤云是正确的，颇有预见的。
１９０８年前后，韩衍出走天津，几经曲折才逃出了袁世凯的魔掌，最后辗转来到安庆，毅然加入了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随后又集体转入同盟会。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孤云在近圣街５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成了岳王会的实际领导人，为皖省辛亥革命的起义和光复，作了大量人员和物质上的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韩衍是安徽光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面对光复后浔军乱皖，任意抢劫，旸谷被杀的无政府状态，孤云尖锐地指出：“同人等父兄子弟，在水火中非一日矣。前之二百六十八年，满廷为政，无自由幸福可言。自九月十八日，宣告独立以来，至今十有余日，未受自由之福，先受自由之祸。”没有任何制约的自由，便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对“自由之祸”的惨痛体验，中国人并没有就此终结，它曾在以后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再次被饱尝一番。故此，韩衍组织起“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并任秘书长，创办《安徽船》报作为革命喉舌，同时与高语罕、易白沙组建青年军，维持地方治安，积蓄、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这三个关键行动，筑起当时脆弱的新政权的有力支柱。这一时期，最能显示韩衍沧海横流的英雄本色。
《孤云冷语》其实是《青年军讲义》的别名。青年军的创立源自孤云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共和与专制战”中，只有“弹丸政治”可行，“蟊贼在前，我一粒弹丸出得枪膛，轰然一声响，实合万众啼饥号寒冤苦不平声”，“以至仁杀至不仁”，以“一粒弹丸领取黄金世界”。这是孤云对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洞察，是激进革命派区别于改良派、调和派的主要标志。应该说，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没有逃脱“弹丸政治”的基本框架。
但孤云一飘到百花亭那座宅楼或宜城高处就变绿了。这时，孤云的目光是一个诗人的目光，抚摸着皖城的古墙垣、孤塔、育婴堂和无边奔流的江水，充满了感时怀旧、悲天悯人的情怀。我发现在《绿云楼诗稿》中，有关月亮和野望的意象频频出现。飘临高处，俯瞰人寰，不胜寒意，却又岩熔暗涌，正是孤云的内在秉性。他总是在月夜登高望远，其幽其暗，正与悼亡伤怀之情相契合。他在《宜城杂咏》中写道：“流随尺水野花开，死士何人此夜台。我访专诸迷归里，千年凉月堕城来。”一轮“凉月”照着皖城，朋辈成鬼，英雄落寞，有一种浸骨的冷绿凉意。又如：“碧血藏来土未干，百年城郭有余寒。此身虽化干将去，心似洪炉在人间。”（《吊徐伯荪（锡麟）》）。而“坏云不去压城寒，月冷风长大将坛。为问一江春水里，有谁堪与破楼兰。”（《辛亥九月感赋》），此诗距武昌起义仅一个月，孤云之孤，正在于他对一次次起义失败的焦灼与思索，并对“山雨欲来风满楼”寄予一种热切的期待。
在另一首野望诗中，他又写道：“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月夜登宜城野望》）。诗人后来在《请旌恤葛烈士孪生之两遗孤》一文中引用了此诗。他仿佛听见在“迎江寺侧，破屋荒塍”之中，传来两个婴儿饥饿的呱呱啼哭。他们是烈士葛瑞芝的孪生的遗腹孤。“瑞芝娶于查依，查母居于此，衣不周于身，食不充于口。我青年军，一再割衣食之余，雇恤其家。”孤云为此而不停地奔走呼吁，并在报上撰写此文。
当然，“绿云”皆因“红叶”而起。绿云楼有他心爱的红叶和雁（其子名雁门），而于穷困之中方显清碧葱笼。“贫到上书南岳后，一时苦说紫衣新。相从匹马林红叶，犹是神州画里人。”（《赠林红叶》），刚猛之士，其内心亦有如此柔情。《五月十一日书所感》一诗更可见孤云之含雨，绿云之缱绻：“珠帘放下上高楼，五月江城小雨秋。眼底河山人寂寂，一双清泪为谁流。”而“灯火凄凉旧事非，桃花如雪白鸥飞。一从淮泗匆匆去，泪满关河不忍归！”（《感旧》），写的是与林红叶在绿云楼上话旧叙往，不禁泪洒衣襟，寄慨遥深。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他将自己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与世俗相违。高语罕后来回忆道：“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瓶中只余糙米三升。”韩衍死后，青年军便无形解体，可见其确为青年军的灵魂人物。
韩衍身材短小，传说他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黎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每疾趋街衢，辄多引人注视。此说有疑。据王孝楚回忆说，他常穿的是“一件旧羊皮袍子，乍望去好像一个道学先生，但讲话非常激昂，非常恳切，使听者乐于接受，感到兴奋”。这里，不能不提到韩衍为青年军精心设计的旗徽：横长方式白底，上下各一道红色横条，表示天地，中间缀以红色人字形，表示青年军顶天立地（一说为红色底子，中嵌黄色的“人”字）。在大写的人字上，凝聚了他毕生反对专制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他还以兄弟俩对歌的形式创作了青年军军歌。
哥哥唱：灯下磨枪怒气蒸，丝丝短发血如绳。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冰。
弟弟唱：长白山头立马时，雪深如海阵云驰。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
可以想见，九十年前这样的人字旗飘扬在皖城城头之上，它并不孤独，因为是它吹拂着无边激荡的江风，并汇入了它。“大家睡醒些，开船了！”孤云在《〈安徽船〉发刊词》中写道：“来来，我和你，算过了四千六百零九年的一本帐，还须赶个去路，前程持剑听风，倚天问水”。“孤云，这茎撑船的篙子，……”
韩衍死去很多年了。我只能说，他死那年出生的孩子，健在的也近九十岁了。孤云漂泊两茫茫，漂到极处是绿云。前为英雄，后为鬼雄。“好男儿，当以自家血造之山河，作吾坟土，荷?而行，死便埋我”（《今日志士》）。据说八十年代在华中路发现了韩衍的墓碑，上有李辛白撰写的碑文，高度赞扬了烈士“虽黄金在案，白刃当胸，卒不以利割，而奋其志气”的大节大义。辛亥革命已九十岁了，还有孤云倒下的那个黎明后的夜晚。此刻，在想象中的一块岩石上，我刻下孤云的悲怆之言：“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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