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一股强劲的经世实学思潮，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明中后期“西学”的传入。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１６９１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９页），本文叙述的“西学”传入大致属于第一期。“西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经世实学思潮的新形势需要，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一次是汉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另一次是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最早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是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他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即“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６期）自此以后，西方来华传教者有名可查者达６５人之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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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重修身养性，轻自然科技等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几乎一贯不变的发展理路和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它使中国知识界在孜孜沉浸于儒家经典的同时，开始接触和吸纳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新领域，扩大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从明中后期到清中期，由于有当时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的经世实学思想家的宣传、翻译、介绍与引进，西方机械、物理、测绘、历算等门类繁多的科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据统计，至今能够搜集到的西方传到中国的科技书目约为１５００种左右。（参见《人才》杂志，１９８３年第３期）但是由于当时这批西方传教士自身的传教目的和学术偏见，他们对欧洲文艺思潮以来的新思想、新成就讳莫如深，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儿的解析几何，波义耳的新元素说以及先进的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新学”大多只字未提，相反，他们都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奉为圭臬，他们介绍到中国的只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说等所谓“古学”。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所能接触到的还只是西方中世纪的科学思想体系，不可夸大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种观点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还不尽全面。且不说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研习西学已成为一股时尚，在有的领域，“耶稣会传教士所传入的不属于几何学的数学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３卷，第１１５页）再如，邓玉函、王征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汇总了阿基米德到当时的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中国科技史料》第７卷，第５期），“为当时世界最新之物理学书”（《方豪文录》，第２９０页）。因此，我们也不可低估了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当时西方科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从一种传统封闭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突破了陈旧保守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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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与明末清初涌现出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以及《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科技巨著，共同形成了我国传统科技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徐光启、李之藻针对晚明出现的种种弊端，极端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征实精神，他们响亮地喊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的口号。他们甚至准备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对“有益世用”的图书“渐次广译”，试图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纠中国学术之弊，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继承徐光启、李之藻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西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黄宗羲在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积极投身到这一科学活动的推广和传播中，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如《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方以智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他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得出了“泰西质测颇精”、西学“详于质测”的结论。他还在自己的著名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广泛介绍了物理、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工艺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王锡阐反对盲目推崇西法，指出“以西法为有验于今，可也，如谓不易之法，务事求进，不可也”（王锡阐：《晓庵新法·序》），主张“兼采中西”。梅文鼎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反对“专己守残而废兼收之义”，“喜立异而缺稽古之功”，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梅文鼎：《堑堵测量》?对西学采取了“理求其是，事求适用”的价值取向。阮元在《畴人传》中对两人做了极高的评价，“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畴人传·王锡阐》）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康熙时代所制订的一系列优容礼遇与吸收引进的政策，对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政治氛围。可以说，王锡阐、梅文鼎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著名科学家。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清初一直对西学的引进采取“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政策，使得西方社会科学被视为“异端思想”而传入渠道上受到极大阻碍，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也大大落后于徐光启、李之藻时代，也缺少了徐光启、李之藻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和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的科学意识。（徐光启：《毛诗六帖》）更由于在清初“西学东源”陈旧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使中国自然科学界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技术的势头进一步受到阻滞。随着康熙后期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以及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传播交流重心的转移（即由西学东渐转为东学西渐），西学的传入逐渐式微以至最后中断，中国步入近代化门槛的进程大大受阻，推延了近三百年。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局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才开始其发展历程，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正式奠定其坚实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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