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民族主体意识的要求日渐转化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自觉。从官方到民间的诸多学术文化现象，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学术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等等，其中的意蕴，都有必要置入此种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体悟。就此而言，《中国礼文化》选择的研究视角，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主导框架的纠偏的努力，不仅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而且显示出普遍性的文化启示意义。该书以“礼”为中国文化定位，虽重点放在三代到战国时期的“古礼”，但其中贯穿着的却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区别于其他文化生态之基本结构模式的理解。“礼”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发展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只有在中国，它才成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总名。其他文化的“礼”，只是停留于“礼俗”，中国则从“礼俗”提升出了“礼制”、“礼义”，又反过来向“礼俗”渗透，使其在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存世界其他文化，是第一代文明遭受外部打击发生断裂之后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在断裂的过程中，原有的礼文化作为制度和思想都被破坏，保留在民间的礼俗又因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绝缘而失去了发展的条件；中国则由于高山大洋与荒漠的阻隔，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状态，从而能够完全沿着第一代文明奠定的方向向前发展，这也即所谓原生道路的文化。原生文化，可以说是没有遭受外部强力冲击而沿正常轨道发展的文化。摩尔根等人倡导的文明分期理论，虽在一段时间内被主流史学界奉为圭臬，实际上只是总结古希腊、罗马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是遭外力冲击而偏离正常轨道之后形成的文化发展的特例，勉强用这种模式剪裁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反映出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学术界理应求得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民族主体精神的自觉建构是非常必要的。
评价学术著作的贡献，不仅要看它试图达到的目标，也不仅要看它为自己确立的价值立场，而且应该考察它为自己的立场所提供的有异于前人的论证方式。事实上，强调文化民族性的声音，在整个二十世纪，尽管处在弱势地位，却始终不绝如缕。就此而言，《中国礼文化》更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它在自己选择的论阈内对诸多现象所做的富于新意的阐释。比如，按流行观点，文字之有无是文明出现的界标，作者则提出，就中国历史的实际看，文明出现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成熟发达的礼仪。古礼繁复精细，能够准确表意，赋有类似于文字的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字兴起后，没有取代礼仪的地位，相反，倒成了辅助手段，它记载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借礼仪形式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系统。因为这种特点，在中国，文字材料的晚出，不能作为否定文献内容的先在的根据。疑古学派失误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看不到礼仪的文化传承作用，机械地用文献出现的时代作为标准，一旦找到了文献为后人所记的证据，就把内容斥之为伪。其实，这些文献中的许多内容是根据礼仪记载下来的，书尽管为后人所作，礼仪却不是后人的造伪。长期以来，有个令学术界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很多古代文献，包括“三礼”中的若干部分，一方面能够找出其中经过后人之手的训诂学的文献学的证明，另一方面，其内容却又能在早期历史的考古发掘中得到验证。显然，前述观点对于理解类似的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十分有启发性的。
古礼作为完整的表意系统，其中积淀着丰富的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该书借助《礼记》中的文献资料对古礼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作了很好的阐释。按祭祀规定，必须把装满水，即所谓玄酒的杯子，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然后，装醴酒的杯子依酒的粗劣到精纯的次序往下排，最醇美的酒只能放在最卑下的位置上。馈食礼之设置，也是依祭祀对象等级的高低，而依次从血腥向精熟排列。古礼中类似乍看似乎怪异不可解的仪式规定，实则是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过程的反映。作者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后指出，荐血腥是象法上古伏羲时代，献半生不熟的肉是象法中古神农时代，荐熟肉是象法下古五帝时代。伏羲时代即采集渔猎时代，神农时代即原始农耕时代，五帝时代即物质技术大发展了的文明时代。古礼之所以能够真实地记录下上古时期的这种历史过程，是因为古礼的制作者特别是总结者具备“反本修古”的历史意识，鉴于此，对于古人从古礼的内容中总结出来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就不能轻易否定，而只能是借助现代学术眼光和方法，使其表述获得与现代思维方式的更充分沟通。
作者对“礼”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的阐述，与对儒家思想发生过程的探索，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学术史上，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冯友兰、钱穆等著名学者都就此问题发表过意见，到现在为止，这也还仍然是一个不时被提起的话题。这些探索概括地说，无非是从儒者之名的字词的起源或儒者之人的职业渊源两种路径入手，相较而言，本书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更具大处着眼的特点。在作者看来，作为传统意识观念体系的主导侧面，对儒学发生过程的理解，与对中国文化特殊结构模式的生成过程的探索，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也即是余敦康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总结的：“古礼是源，儒学是流。”在此前提下，作者区分儒学的不同层次内容说，其天人思想，起源于上古形成的自然礼仪系统，其宗法血缘观念、大同思想、仁的观念、中庸思想等，起源于五帝时代形成的社会礼仪系统，其政治等级思想，则是起源于三代的政治等级礼仪系统，从而得出结论说：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部分，是对五帝时代形成的社会礼仪系统的继承，其礼教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人文价值。在很多人眼里，古老的儒学，即使仅仅因为其古老，也无法摆脱与专制主义的干系，本书对于儒家思想基因的这种探源，对于清理类似的偏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古礼是早期社会总体秩序状态的概括，内涵丰富，书中论述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因此，作者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如称“中国文化无疑是纯种的”（第１９页），说“古礼本身走的……是天人相分的道路”（第２５０页），类似的这样一些说法，应该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要求更切实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读者来说，《中国礼文化》打开了一扇有启示意义的窗口。在总结反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时，有人大声疾呼“走出疑古时代”，某种意义上，《中国礼文化》就是学术界顺应这种时代性要求作出的有益尝试之一。
（《中国礼文化》，邹昌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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