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纯文学期刊”的衰颓已到了令人忧心的地步了，以至于在某个“网”上为此组织了专门讨论：讨论如何“挽救”纯文学期刊，为它们寻一条新出路。真得感谢信息时代，靠着这网络，声音已经微弱得几乎湮灭无闻的“纯文学”，居然让人们听到了它挣扎中的呻吟。不过就连这一事实本身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有着自己地盘（刊物）的“纯文学“，竟然得靠着别人的悲悯，借助于自身以外的方式，来“倾诉”自己的“心声”。而其倾诉的对象，与其说是还热爱、关注着它的人，或者以此为业、以此为生的文学界、评论界（也叫“业内人士”吧），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在午茶时间喘息，以浏览来缓解商界的匆迫造成的紧张的“白领”，或者在深宵和凌晨的廉价上网时间泡在网吧里的精神流浪汉，以及那些真情似乎未湮、却已被现在的教育制度高度畸形化的学生。这一切都让人禁不住油然而生一种荒唐悖谬的感觉。
不过荒谬不也正是历史的真实吗——而且也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拿参加网上讨论的那些“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们无限神往、深情缅怀的那“纯文学期刊”的辉煌的过去、过去的辉煌，本身不也都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的产物吗？这一点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新出现的那种繁荣、热潮、黄金时代，其实不是文学本身的繁荣，这种“热”并不是文学的幸事——当然也不是社会的幸事。那是一个不幸时代的噩梦刚刚终了的时段，人们有太多被压抑的愿望、被摧残的理想、被扭曲的追求；在现实世界中全然无法对象化的一切，借助于开禁之初唯一可能的宣泄口——“文学”——奔涌而出。无论是《晚霞消失的时候》，还是《南方的岸》，是《人到中年》，还是《蹉跎岁月》，不都是因此而“诗成泣鬼神”的吗？这个时期的所谓“文学”，哪里是“纯”文学！它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依旧习惯地承担着它实际所不能承担的太多的使命。那几篇佳作（它们无疑是佳作）一出，立刻洛阳纸贵、争相阅读、流泪唏嘘……这不是常态，这种辉煌恐怕终究会过去。马克思曾经因为世人给予他的学说“太多的荣誉和太多的侮辱”而感到窘迫不安；其实当年的文学也一样，它得到了太多的荣誉和辉煌，也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和痛苦；只是当时的文坛，并没有这样睿智的伟人来表达这种疑虑，直到事过境迁，门庭冷落，国人才回味过来。究其实，那时辉煌的何曾是纯文学——比一比往昔真的曾令洛阳纸贵的《两都》、《二京》各赋，我们就可以明白，八十年代初那辉煌的其实并不是审美，并不是“纯”文学。
然而那毕竟是一次难得的辉煌，不由得不令人叹息。尽管那种热闹不太正常，但今日的冷落，恐怕更不正常。一个民族，如果习惯于把太多的任务、使命压在文学肩上，让它去呐喊、去冲锋，甚至指望它成就改天换地的伟业，那么这个民族至少是患了虚夸病；但如果接着就因为文学不能改变现实，实现美景就弃之而去，并且举国以趋赴现实中的黄金屋、颜如玉?而置文学如敝屣，对人类以“文学”这种东西所表达、所追寻的某种审美理想漠然置之，那这个民族也没有希望。我们不断以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自炫的偌大一个民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冷热态度，真令人不免困惑。
许多人在痛心疾首：现在的文学“缺少鸿篇巨制，缺乏人文关怀，脱离现实生活，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出现粗鄙和媚俗，创新精神的匮乏，未能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与时俱进”。要求文学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步或有引领之功，似乎还是对某种政治化的文学观的守持，但文学确实应当体现着某种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的不可太多然而也不可或缺的崇高和美的理想的象征，确是无疑的。在商业化的潮流中亦步亦趋地追随粗鄙，尽力媚俗，对文学说来未免是一件太可悲可叹的事。雪莱曾因华兹华斯政治上的转向写过一首有名的诗，今日读来，真不免令人慨叹：
你曾像一颗孤独的星，把光明
照到冬夜浪涛中脆弱的小船；
又好像石筑的避难的良港，
屹立在盲目挣扎的人群之上；
在可敬的贫困中，你构制了
献与自由、献与真理的歌唱……
但你竟舍弃了它，我不禁哀悼
过去你如彼，而今竟是这样。
我们的文学是否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能够理解文学期刊现在的尴尬和它们挣扎生存的艰难困苦了。委婉点说，市场化过程进展太快，做不到和谐、有序的协调发展，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个问题。精神上，商品社会的灯红酒绿和物欲追求让文学把持不住；体制上，把文学期刊推向市场，让它从过去那陶冶性灵之类的空中楼阁一下掉到要挣钱养自己的生存困境中，让它去跟消费杂志、网络文学乃至各种诲淫诲盗的“法制文学”比效益，其尴尬自不待言。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依靠政府的资助是唯一的办法。那种由各级财政层层拨款办一些旱涝保收“文学刊物”，再做一些美其名曰“培养新人”的事，定期出一些遵命文学的应景之作，它之无益于文学，正与铺天盖地的消费杂志一样。那种各地各级皆有的“文学刊物”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怪胎孑遗，让它逐渐消亡，应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事，“挽救”它们实属不必。在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消费者更多地倾向于消费刊物（包括时装、家具、电器、美容、电影、购物等等）而冷落“高雅”的文学，可谓在所必然——文学毕竟不是芸芸众生日常活命所必须。在这种时候，文学恐怕只能自甘寂寞，而不是与消费刊物争宠，幻想再领风骚。“把上帝的给上帝，恺撒的给恺撒”，也把大众的给大众，文学的给文学。如果大众永远像热衷消费杂志一样青睐文学刊物，那恐怕要么是大众的变态，要么是文学的降格。时代变了。人们忙着在择业、经商、寻找机遇、应付竞争，没有闲暇也没有精力去思考形而上的“崇高”；人们在压力下挣扎、在物质中沉溺，休息时，已没有阅读的兴致和心境，只能以电视、卡拉OK之类来放松、来宣泄。影像代替了想象，精品变成了快餐。新的传播和接受的物质手段层出不穷，从电视、到录像、到VCD、到网络，又给人们急切的表达、倾诉、宣泄提供了可能，这一切，既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心态，也改变着人们的言说方式，……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也好，说这是精神的堕落也好，总之，都在离文学远去，这时，对纯文学期刊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谁又能回天有术呢？“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晚年的毛泽东，曾为这两句诗而感慨万千，这个感慨，现在不妨转赠给中国文坛。
不过感慨归感慨，却不必绝望，更不必理睬那种关于“文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消亡”的耸人听闻之辞。道理很简单：只要这个民族存在着，文学就不会消亡。似乎是巴尔扎克说的吧：文学的声音如果沉寂了，哪怕是一秒钟，也是这个民族的消亡。这道理是一样的，只要一个民族存在着，作为它的灵魂的文学就不会消亡。当然有的时候，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会因内在的、外在的原因出现颓靡。内在原因导致的文学精神萎靡之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的，但也不止一次地被克服、消除、超越，整个民族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振奋、昂扬起来。外在的不景气，就是文学期刊的颓势：赔钱、关闭、改名、变调，都是其直接表现。有人在这种困境和逆境中挣扎、呼喊、呼吁挽救，也是必然的现象。而历史，或者说文学史，就在这里头体现和完成着一种自然选择。最终，会有被淘汰的，会有终于生存下来的，也肯定会有再现其生命力与辉煌的。至于很多文学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困局，我们只能把它交给历史，而文学期刊自身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无可厚非，也都有其可敬可悯之处：改版的，总得有人跟上时代的变化；不改版的，也总得有人在世道万变中给人以不变的稳定感和对往昔的怀想、对文学的信念；尝试新体裁的，既是其寻找“方舟”的自由，也可能会是新领域的开拓；离开文学的，更未尝不是以这种离去成全历史的自然选择。因此对文学期刊来说，倒也用不着像九斤老太那样沉湎于昔日曾有的辉煌；直面现在的尴尬，凭着一种真诚和责任感做自己认定的、现在应为的努力，这就已经够了。只要有人甘于寂寞，就一定会有寂寞中的复兴。我很欣赏一位主编先生对眼下文学期刊的编辑们的形象的比喻：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那几个提琴手。的确，电影里的那个场面是感人的：在灾难面前，那几个衣冠楚楚的提琴手，不为结局前的混乱所动，不惶惶然自己夺路逃生，认真地恪守其职责，以那别人可能听不到、也无心去听的琴声告诉世界：这船还没有沉没。至于巨轮是否沉没，这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或许，只要大家都有这种信念，巨轮也就有救——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那艘“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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