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的新书《书生意气》，一如易先生此前的著述，很好读，尤其适合休闲时读。按易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本书的核心讲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做人的问题。”于是，我想到了这么个题目：知识分子如何做人最符合经济学的道理。即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生如何做到收益与成本相抵后的净收益最大。
提到经济学分析人生，就不能不提到加里·Ｓ·贝克尔。他写了一本名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的书，其主要内容就是说，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都是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后的结果。只有有利可图的事，人们才会去做。贝克尔的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符合经济学规范，否则他也不会因此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我对贝克尔的分析却有看法。一者，贝克尔讲的行为都是短期！即局限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所以，他所讲的净收益，都必须是生前享受得到的净收益。比如，如果一对夫妇决定提高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必定是考虑到自己活着时就能享受到孩子更高的回报。二者，贝克尔所讲的成本与收益，都是可以用价值即美元来衡量的。正因为有这两条，如果局限于用贝克尔方法计算人生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就无法理解易中天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人生的选择：如顾准的人生、陈寅恪的人生、甚至李泽厚的人生。
其实，这也不能怪贝克尔一个人。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就是这样来算计人生的。在他们看来，当下的即时的选择于己有利，那么，也就对一生有利。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短期机制最佳化就能创造出最佳的未来。”所以，他们拒绝考虑长期，更拒绝考虑“身后事”。用凯恩斯一句很经典的话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大家都死了！”。也因此，尽管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圣经》中一再警告他们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丝毫无碍于他们不择手段急于富起来的行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弗里德曼就说过：“在追求私利方面，上帝与圣徒并不亚于撒旦！”既然上帝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我只要有了钱买通了上帝，就可以将那个针眼做得比骆驼还大！
相比较而言，一直被西方人认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计算人生的成本——收益方面反而更多“终极关怀”的东西。数千年前孔夫子就教导说，做文人，讲究立言；做武人，讲究立功；做平常人，也要讲究立德。这“三立”，绝不是西方经济学主流中的“短期”以及美元能够简单衡量的，而更多地关注“身后”即一辈子后收获了些什么。两句俗语：“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更是对此明确坚定表达。这很有趣：承认一个共同的前提，我们都是要死的；但到结论上，中西方却完全不同了。中国人认为，正因为我们都要死，所以要求死后能留下一个好名声；而西方人则认为，正因为我们都要死，所以要及时行乐。
易中天先生书中写的是知识分子做人的问题，在写李泽厚先生时，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算计写得非常清楚：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这其实与孔夫子所言的文人要“立言”一个意思。如果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什么样的人生是知识分子最经济的人生，就看是否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意义话，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行。这个“言”就是人生的净收益！
为了求得净收益，中国传统士人即知识分子往往不计算“短期”成本——收益。相反，从“短期”看，往往还是“失大于得”。陈寅恪，他只要稍稍低一低头，而不是执着于他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生信条，其晚景恐怕不会如后人描绘的那么凄凉；顾准更是如此，他如果装一装糊涂，也许就会像某些“官学”那样左右逢源，不但不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是官“运”到部长，也未必不可能。所以，如果以西学贝克尔之类的短期成本收益分析，陈寅恪与顾准肯定不是理性人，而是疯子。但事实上，我们再设想一下，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如果陈寅恪低了头，如果顾准装了糊涂，也就没有今天被中国知识界一再高抬、奉为楷模的陈与顾了，他们也就没有什么“言”可言。没有立言，对于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也就是没有交代，没有“净收益”。既然没有净收益，这样的人生，就谈不上的经济的人生！
当然，最经济的人生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也就是说，既不必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又能“立”了很多对后世有意义的“言”。这样的人生自然再好不过，只可惜对于士人几不可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有一种知识分子，凭其对世道人心的深刻透悟，或能避之一二。如易中天书中所论钱钟书先生。视其一生，与同辈学人相比较，尤其是与顾准先生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先生属于所费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更大的那类人。所以，或许他的人生，比顾准先生更“经济”一些。但反过来又想，也正因此，有人以钱先生表现出的对罪恶的沉默而诟病于他，其人格上的“净收益”还是要稍逊于顾准先生。
话稍稍说开去。在中国，即便没有类似“文字狱”这样的事，知识分子要想过一种有“净收益”的人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传统中国，文人对于自身的要求就很高：即首先做人，然后才谈得上“立言”。用古人的话讲就是：先要“格物、致知、修身”，然后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因此，能“立”一些“言”的知识分子，即有些人生净收益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长的道德苦修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只有成本的付出，而没有任何即时的收益可言。他们只有在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后，才能最终留下一些“言”。这也与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在西方，比如大知识分子的培根，在生活中是一个道德恶棍；但他们没有所谓修炼、砥砺“见贤思齐”的做人之累。而在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易中天先生在其书的《后记》中说：“我们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不做知识分子，却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足见易先生对于人生的算计也仍很传统很传统。
其实，不能超脱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对于人生的成本收益独特的算法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我没有，我的几位挚友也没有。其中有一位朋友，十足文人心性，却因境遇不济而迟迟未见在“立言”上有收获，后来他想放弃他的文字生涯，回到老家鄱阳湖边去承包一片农场。走前对我说：“这辈子立不了言，但总要给地球留下点什么，种些树，盖几幢房子，都是标记，我也就没有白活一辈子。”还有一位朋友，在一个深夜给我打来电话，反反复复就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活得这么艰难，到底是为了什么？言到伤心处泣不成声。但收泪后第一句话仍是：“我很珍惜我的这些文字，我相信它们对于世界的意义”。这两位朋友，无论过去为文现在放弃的，还是目前还在为文的，都仍然是在作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算计。
然而还是有人真的“超脱”了。越来越多的人宣称：“传统文人将做学问当作追求，当作信仰；而我们仅将写文字当做饭碗！”一旦将文字当成纯粹的“饭碗”去考量，我们便在其中看见了热闹：本来应该以社会与文化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就成了跟潮流凑热闹的“英雄”。比如，最近，当美国人以仅次于原子弹当量的重达七千磅的滚地炸弹轰炸“恐怖分子”时，表达出与美国人一样的快意的某些“知识分子”其实知道，在时下的世界，他们如此酣畅淋漓表达的这种快意，绝不仅仅只会讨美国人高兴！于是，他们的即时收益也就达到了最佳值。这何尝不是一种更经济的人生？
在这种时候，我反倒重新觉得从更长远看待人生的成本与收益的知识分子很可贵。也因此，在文字的最后，我要借机表达对于远在千山万山之外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周非女士的敬意。此前我们并不相识，她辗转打听到我的联系方法，又几次给我寄来并力荐易中天先生的著述，她其实知道我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所以这样做自然是没有短期的回报的。但从她的作为，我分明看到了我所钟情的传统的影子。
(《书生意气》?易中天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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