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日《波士顿环球报》（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美国东北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约瑟夫·埃利斯教授对伪造自己越南战争的经历表示道歉》。 埃利斯教授是哪方神仙，竟然引起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如此厚爱？原来，他不是一般的历史学者，也不是默默无闻的教授。他最新的一本畅销书《建国之兄：革命的一代》（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笔者没有机会拜读原书，姑且这样翻译，估计埃利斯有意借用美国专门形容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人的“建国之父”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ｓ这一说法）荣获普利策历史奖（ｔｈｅ Ｐｕｌｉｔｚｅｒ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在此之前，他撰写的托马斯·杰佛逊的传记还赢得了１９９７年的国家图书奖（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Ａｗａｒｄ）。虽然这两个奖项不是历史学界声誉最高的专业学术奖（如Ｂａｎｃｒｏｆｔ Ｐｒｉｚｅ），但却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能够获得最有社会影响的图书大奖。对通常是默默无闻的历史学家来说，能获得这样的图书奖可以说往往是名利双收。
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历史学家，居然爆出一件丑闻——在学校的课堂上编造自己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故事。在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Ｍｏｕｎｔ Ｈｏｌｙｏｋｅ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文化两门课时，埃利斯经常谈到自己在越南的经历，绘声绘色地告诉他的学生，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６日美军在美莱屠杀越南平民（Ｍｙ Ｌａｉ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前夕，他正在附近地区参加野战排的清剿作战。一个学生后来回忆到，当他们听到埃利斯谈到美莱时，“把全班都镇住了，我们惊叹道：‘天呀，他在美莱，那里发生的一切必然深深地影响他。’”为此，同学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埃利斯不愧是“爱历史”，甚至对新闻界，他同样大言不惭。去年在接受环球报记者采访时，埃利斯告诉记者，１９６５年他是越南战场上的一个野战排的排长，并吹嘘自己后来又积极参加了反战和民权运动。但埃利斯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名声越大，新闻界对他刨根问底的劲头也越大。新闻界最近的调查发现，他的越南经历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从未到过越南。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他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随后四年，他的确投笔从戎，但却是在西点军校教历史。埃利斯的西洋镜被揭穿后，他的学生大呼上当，表示对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会编造自己的经历来欺骗他们而深感失望。
美国学术界人士在震惊之余却认为，埃利斯事件证明教授们所面临的职业道德问题日渐突出。最近数十年来，伪造学位、证书和研究资助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痼疾。不过，还没有揭露出埃利斯这样伪造自己的经历并把它用于课堂讨论的事件。在他们看来，凡人往往会扩大自己在某一事件中的作用，但是，如果一个教授，特别是以记载和撰写历史为职业的历史学家，也在课堂教学中这样干，那问题就严重了。 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的一位负责人称：“如实再现自己应该是做人的标准。而作为学者更有额外的责任，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于此有着特定的行为准则。”
对聪明者如埃利斯这样的人，编造如此低级、极易被人识破的假话，实在是有悖常理。因此有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前任主席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医生指出， 才华出众者对自己的成就文过饰非并不少见，“他们希望别人把他们想象得更聪明”。作为研究真实问题的专家，他笼统地认为，“这些人可能感到不安全，事实是一些人聪明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就感到安全”。
在《波士顿环球报》揭露了这一假话后，埃利斯拒绝接受记者采访，但第二天他还是通过他的律师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即使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错误也在所难免。对于我让这样的一种看法——我去过越南——存在随后又加以确认的作法，我深表歉意。对这件事及有关本人生涯中的其他失真现象，我想向我的家庭、朋友、同事和学生表示道歉。”
但学术界的人士并不认为这一道歉足矣。美国历史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ＨＡ）负责人称，埃利斯的作法违反了学会职业道德规范（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ｄ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在课堂上，即使是对自己个人的经历，教授也负有真实和坦率的责任”。尽管ＡＨＡ和其他教授团体尚未对埃利斯违反职业道德的不诚实的行为给予学术上的警示，但在美国，一旦这类事情发生，学院的教授委员通常会作出有关裁定。不过，Ｍｏｕｎｔ Ｈｏｌｙｏｋｅ学院教授委员会是否有勇气作出不利于埃利斯的决定，还需要拭目以待。从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至少Ｍｏｕｎｔ Ｈｏｌｙｏｋｅ学院的校长Ｊｏａｎｎｅ Ｖ． Ｃｒｅｉｇｈｔｏｎ? 就出来护短了，她发表声明说，埃利斯以他的 “了不起的正直、诚实和自尊”而著名，“几代Ｍｏｕｎｔ Ｈｏｌｙｏｋｅ的女生都把他选为最有感染力的教师”。她表示“我们学校不知道《环球报》报道这样的故事究竟是想服务于什么样的公众利益”。显然，出于人之常情，她不想让家丑外扬。
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Ｈｅｎｒｙ Ｒｏｓｏｖｓｋｙ评论说，美国大学里有关教授职业道德规范“通常都太笼统，难以执行”。他拒绝评论埃利斯事件本身，只是强调学校和教授应该在学术诚实上更加严格。为此，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教授职业道德的书。应该说，埃利斯事件暴露出了美国学术界不光彩的一面，提醒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过分迷信美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规范。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约束学者的行为规范方面，美国的确做得好。美国有无孔不入的新闻界在监督学者的言行，美国还有诸多专业学会对学者进行必要的行业自律，否则，埃利斯的假话既不会被揭穿，他也不会作出多少会令其难堪的正式道歉。毕竟，在有的人看来，埃利斯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们对越南战争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而编造了并无恶意的假话，实在不值得记者和学术界大惊小怪、兴师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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