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小说史专著相继问世，推进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华东师大陈大康教授的《明代小说史》，书凡五编十七章，六十余万言，完整地描述了明代小说的历程，深入探讨其间的特点和规律，对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创造性研究和精彩论述。
二百七十多年明代小说的发展该如何把握、描述和论析？以往常见的是按时顺、题材排列若干作品，作一般性分析评论，有时重复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论述或略作发挥，但很少顾及小说发展进程的状态与规律的揭示。本书作者关于“史”具有独到见解，他在《导言》中首先逐层辨析“明代小说史”这一概念，指出这里的“小说”，“决不可只狭窄地理解为作品，它的确切含意是指小说创作”。这确实是“关系到研究方向、内容与方法的规定”。不少小说史成为作品分析联缀的集合，重要原因就是目光只囿于作品?且数量有限?，而不问为什么此时作品少，彼时则多，而某时又基本没有；为什么这一时期主要是这一类作品，那一时期又以那一类作品为主；作品内容和艺术特征与其产生的环境、条件，与以前或同时的，与同系脉、类型或不同系脉、类型的小说都有些什么关系，等等，于是便出现“小说史”无“史”的现象。只有把目光转到“创作”上，才会去追溯上述问题的答案，才会探究为什么产生了成熟巨著《三国》、《水浒》之后，通俗小说在近二百年里竟无新作问世，而这一时期也仍是一段不能割断，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学社会学内容的“小说史”?见第二编?，因为“即使某阶段作家、作品甚少乃至全无，它同样也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态势”。
只有与“创作”状况相联系，才能正确认识和揭示作品的内容、艺术特征及其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第一章对《三国》、《水浒》的论述就不是一般的作品分析，而是从“创作”与经历了由战乱到统一的罗、施二人个人因素的联系，去说明作品题材内容、情节与时代背景、特定人物及某些具体事件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揭示出这两部巨著的产生与元末明初社会状况的紧密联系，而不是简单地看作历史故事的描述。又如第八章论述熊大木模式，这位书坊主为牟利编撰讲史演义，明显地抄袭和模仿以前的作品，艺术上无甚价值可言，但这些作品若置于通俗小说重新起步时严重稿荒的特定环境作考察，则可发现其壮大小说声势，带动创作，客观上推进小说发展的作用，作者据此进而指出，作品本身价值与在小说史上的价值是应区分的两个概念。
若无对小说史的独到理解和自觉意识，上述创作现象和问题就不可能进入研究视野?不会成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小说史“考察重点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说创作在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与约束下行进的历程，发展变化的动因、方式与它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过渡转换”，这可以看作是《明代小说史》的总体指导思想，它来自作者对长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状况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明代小说史》之所以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清醒独立的小说史观。
目前所见论及明代小说的著述?包括断代史、小说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尚无以六十万言篇幅论述明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本书的规模与气魄，来自于研究视野的广阔和内容的丰富厚实，建立在坚实宽厚的地基之上，绝非虚有架势的空中楼阁可比。
作者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按本来的时间顺序展示与小说有关的各事件、现象”，“对有明一代小说行进轨迹作更为准确的勾勒，对其独特的发展态势、规律与特点作更为精细的论述”，为此，作者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剔抉爬梳繁芜的原始材料，按时顺次第编制成十余万言的编年史，其资料翔实，考辨谨严，编排得当，皆为以往所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较系统、准确地勾勒明代小说发展的轨迹，避免“将明代只视为一个时间单位，从而将该阶段内众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作笼而统之的混讲式论述”的常见弊病。
独到的小说史意识产生于对相关事件、现象的清醒的整体把握，它进而又指导着研究的拓展和深掘。过去的专著在评析《三国》、《水浒》后，就跃过二百多年去着重论述万历朝后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其实是分析明朝最后几十年的一些作品，且很少甚至不涉及创作和发展情况。而本书第一、二编都是以往阙略的内容，对通俗小说长期停滞以及为何嘉靖后又重新起步作了具体且令人信服的论述。过去论及嘉靖、隆庆时创作，一般只将少数作品作为“明中期小说繁荣”的例子笼统涉及，没有将它视为与万历年间既联系而更有区别的一段“史”，而本书第三编则论述此时小说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书坊主垄断通俗小说创作并刺激小说与流通相适应；文言小说的量的积累；特别是中篇传奇小说构成小说编创手法演进过程中重要一环，融雅俗两大系列，应急式地填补通俗读物阅读市场空白，促进通俗小说崛起和繁荣。可以说本书前三编里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是以往未曾涉及或论之极略的，所述内容横跨约二百年，真正让人感到明代小说的“史”的长度。至于对作品较多的明末，本书第四、五编仍未采用历来的按题材类型分析作品的格局，而是论述自万历至明亡对小说创作繁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的状况，进而勾勒创作的走向；同时，又探讨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变化，文人的推动与小说创作的关系，以及时事小说的产生及其特色价值等长期未被注意的现象，展现了小说历史的原生态和丰富性。从小说系脉来看，以往历来忽略文言小说，近年来虽有某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介绍，但对整个创作发展情况仍缺少研究。本书对明代文言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叙述其发展行程，揭示其间的特点和规律，其中许多分析发人所未发。作者尤其用力探讨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互相影响的关系，获得许多新鲜深刻的认识。读到这些地方常使人不禁发出叹赏，如论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便是这样的篇章。
近年读一些文史著作，常感到其内容与理论方法之间很“隔”。研究者时有真知灼见，但整体理论构架和思路却搬用原有范式或非本土的理论模型，使用的方法、概念甚至话语都有着“异己”性。阅读本书则无此感觉。从篇章目录来看，并无炫人耳目的理论和方法的标签，但全书几十万言的内容却贯串着自成体系的研究理论，体现的研究方法及表述方式都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本书研究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在于考察、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在不断思考、探索的过程中，建构符合实际的研究模式。“导言”中对此有相当清晰精练的论述，笔者忍不住要在这里转述一些要点：
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须得刻印成书方可广行于世，不像诗词赋曲靠口诵笔录就可广泛流传，因而具有既是精神产品，同时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小说的“问世”与“出版”是必须区别的概念，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明清小说的发展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不断再生产，商品特性在小说发展过程中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往研究模式是“社会—作家—作品”，忽视了包括商品流通在内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后来创作的影响，无法圆满解释小说行进轨迹。因此，需要从更广泛角度去寻找推动或制约小说发展的主要因素，设计诠释功能更强的研究模式，即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和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共同作用下发展的模式，五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其余四者交叉影响、互相制约，它们并非各自分别作用，而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作用。“所谓小说发展史，其实就是各相关因素的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有序的运动过程。”
本书的研究模式据对象的特定情况和性质而设计，运用它研究明代小说历程，就能贯通整体，榫合无碍。在以该模式展开“史”的论述时，作者又抓住明代小说编创方式从改编转向独创的具体形态与途径为一重要线索，探索该过程的发生与变化的动因，揭示创作内部艺术各要素与社会生活及文化、文学发展变化外部诸因素，如第八、十三、十六诸章都突出地体现这样的特点。
适用有效的理论模式，保证了宏观研究的顺利展开，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科学，则使其诠释特定现象和问题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量”的概念和统计学方法的引入也给人深刻印象，书中时时可见引人注目的数字、图表，它们与文字分析相得益彰，对有关论点作了有力论证，如第八章论《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编创方式，便通过作品中大量插入奏章、题记、檄文、书信等的比例，以及模仿《三国演义》征引诗词比例的统计去说明。第三章论明初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某些作品中的诗词、文篇数、字数及其在全篇中所占的比例，说明瞿佑是首开大量羼入诗文手法的先例，李昌祺则将其推至极端。第十章为说明中篇传奇羼入诗文的发展状况，分别统计了十八种万字以上的中篇传奇所引用的诗、词、文篇数与字数，全篇总字数，诗文所占比重，每千字所含诗词数，并作比较分析；又统计分析一些神魔小说、拟话本小说诗文羼入的比例情况，说明中篇传奇与当时各流派相比并无明显差异。再通过中篇传奇诗文羼入比例不断上升嗣后又渐降，说明小说观念的变迁和创作手法的变化，这就为论述中篇传奇的地位和意义奠定坚实基础。论中篇传奇部分是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而统计方法的运用在这里又最为典型。
使用图表也是本书一大特色。除以图表显示统计结果外，也有不少图表着重显示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以及各种相互关系。如第八章论传奇小说内容流变，以及为比较分析十六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都列表分析其情节设置；第十五章论述文人的参与，附录了《明中后叶文言小说作者情况简表》、《明中后叶序刻前代小说者简况》与《明中后叶官员、名士与通俗小说关系简表》三大图表，既标示其籍贯、功名、官职，又显示他们与小说的关系。通过这些图表，读者能非常直观、快捷地明了明中后叶小说发展与文人特别是官员或名士参与的密切关系。
从研究方法方面来说，本书的新异是在惯常以定性研究为主的文学研究中引入了定量分析，将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格外突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表述的新颖性。这不只是方法问题，它同时显示了扎实严谨的研究态度和治学风格，要不是怀有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与本着通过艰苦的劳动、踏实的努力去达到目的的精神，就不可能选择对大量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要知道那一系列数字和一张张图表的获得，须耗费多少时间和心血呢。
《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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