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丽江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只逗留了三个月，却与丽江、与纳西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丽江所拍摄的照片正悬挂在书房和客厅的墙上，关于纳西族的书籍在我的书架和书桌上一直占居很大的空间。我正在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关于纳西族的自然观。这时，我看到了盖明生先生的旅行记——《灵魂居住的地方》。
读盖明生的书，不断生出亲切之感，因为我不断地看到我去过的地方和我熟悉的人。为此书写序的白庚胜先生是国际纳西学会会长，我的丽江之行也曾深得他的帮助。而为此书做文字整理的，竟然是我大学期间的朋友丁宗皓。邂逅才是惊喜。其实在丽江期间，我就经常听到盖先生的大名。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的李锡馆长还在五风楼中给我指点：“当初盖明生就住在这个房间。”丁宗皓与夫人来到丽江时，我刚好从依吉回来，老丁每对我丽江的朋友说起他是盖明生的朋友，都会引来一番寒暄。
盖明生在丽江一带已经成了很多故事的主角。有人说他出去考察时，要雇三个人，一个人扛摄影器材，一个人扛行李，还有一个人扛他自己——最后一句是我虚拟的，是想表达我的羡慕之心与嫉妒之情。我们五人小队曾徒步翻越滇川之间的重重大山，从云南永宁前往四川依吉，在第一天的路上，我的照相机、摄像机和二手笔记本电脑，就几乎压断了我的腰。不过，在了解了盖先生的身体状况之后，我才知道，即使如此也毫不过分。
盖明生是以半残之躯来四川求医的，寻医不得，才随着一个摄影团自西昌前往泸沽湖。在此之前，他对摩梭人的风俗几乎一无所知。美丽的泸沽湖和湖畔的摩梭人吸引了他，使他立下弘愿：要拍一百户摩梭家庭。于是他一个人脱离了摄影团。这是１９９６年５月的事情。
不久，盖明生腰病发作，出于治疗的目的，他横渡泸沽湖，从四川左所来到了云南永宁，从里格登陆，前往温泉。温泉村以温泉知名，据说直到“文革”，还保持着男女同浴的古风。每日的温泉浴使盖明生的腰间盘逐渐得到了恢复，盖明生也开始了在横断山脉的长期旅行。
云南是人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天堂，也是摄影家的天堂。然而，摄影家盖明生的云南情结却完全出于一系列的偶然。看到盖明生在书中的描写，不免使人感到冥冥中的天意。盖明生的这部著作记录了他从１９９６年５月到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之间在云南丽江、迪庆、西双版纳、四川甘孜等地的见闻和感受。我意外地发现，凡是我们共同去过的纳西族地区，盖先生的路线几乎都与我相反。仿佛要带着我逆时间而行，重溯去年的旅程。书中的近百幅照片，不断地唤醒我的记忆。在１９页上，我看到了熟悉的里根半岛，我们去的时候，画面右侧那个玛尼堆上正缠绕着开满明黄花朵的藤蔓。第２９页上，我看到了亲爱的达巴，我们依吉之行的向导。为了与我们同行，他甚至拒绝了一个亲戚要他去里格岛做法事的要求。达巴就住在温泉村，虽然年轻，但有很高的威望。达巴的家名是阿窝，盖先生称他为阿奥土地益世。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达巴说他的名字是“益世土地”。达巴有一个汉姓，杨。所以在丽江东巴文化节中，他的名字是杨土地。而村里人甚至整个永宁，都直接称他为达巴。达巴是摩梭人的祭司，相当于纳西族的其他分支中的东巴。盖明生为达巴拍了一张非常威风的照片。达巴一身藏装，端坐在平坦的坝子上，背后是密云翻滚的苍天。我与达巴朝夕相处的十来天里，只觉得他热情淳朴，多才多艺，却不曾想竟有这般庄严的样子。
写到丽江，我熟悉的面孔可以说是纷至沓来。东巴文化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和力民也出现在盖明生的镜头里。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和力民同时还是一位真正的东巴。既要身处传统文化之内实践它，又要跳出圈外研究它，我在丽江期间，他曾多次谈到这两种身份对他的内心所造成的矛盾和张力。
１９９７年８月，盖明生经中甸前往白地。中甸三坝乡白地村一向被认为是东巴文化的发源地，民间有“不到白地算不得大东巴”的说法。而我们是从虎跳峡下段所在的大具乡过江去白地、经中甸返回丽江的。但是，我们同样得到了白水山庄主人和尚礼的热情接待。
书中也记录了一些我想去而没能去成的地方。俄亚是纳西族迁徙途中的重要一站，纳西学的先驱洛克当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到这里寻访纳西先祖的遗迹。很多纳西学者都以去过俄亚为荣。我们原计划从依吉过无量河到俄亚，然后逆盖明生的路线到白地。去白地，是达巴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惜，我们却由于人为的原因，直接从依吉返回了永宁。俄亚是我去年的最大遗憾。
当然，盖明生先生首先是位摄影家，他的考察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还不够深入。不同文化的相遇一定使盖明生激动不已，也使他容易接受表面的结论。盖先生拍摄了摩梭人的葬礼，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有此幸运的人，自豪地说“至今也没有人拍摄过葬礼的整个过程”。不过，至少在盖明生到达泸沽湖的前一年，现为北大教授的蔡华就已经拍摄了后来在法国和英国分别获奖的人类学纪录片《无父无夫》，其中也有大量葬礼的镜头。
一个漫游者，在投入到另外一种文化时，常常会以自己的文化为坐标，衡量主人的文化。有很多人居高临下，说主人是野蛮的、落后的。也有人出于对主人的热爱，便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去美化主人的生活。而这种美化，主人很可能不以为然。盖明生说：“在摩梭人的情感生活里，他们恪守着这样的准则，那就是决不同时结交两个阿肖。只有一个结束了，另一个才开始。”而根据蔡华先生的调查，大部分摩梭青年都同时拥有几个阿肖。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同时有几个阿肖，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可以自豪的。当然，有时候，是主人想要给访问者留下好的印象，才按照访问者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修饰。
盖明生曾同摩梭姑娘娜珠去看她的父亲。他认为，这是因为娜珠“知道了亲情的重要”。“摩梭男人老的时候是十分孤独的，他们照顾着姐妹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任何的来往。”这在盖明生看来，一定是非常凄苦的。所以在与娜珠爸爸握手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眼睛含着泪水。他用笑掩饰着内心的酸楚”。然而，对一个摩梭男人而言，他从来不会认为那个虽然有自己的血缘但是生活在别家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他所“照顾的姐妹的孩子”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娜珠的父亲有泪水，有酸楚，那不会是因为父女不能时时相见，而是因为别的。
盖明生还对洛克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是文化侵略者。如果仅仅是因为洛克把上千卷东巴经带到了美国，并从中赚了很多美元，那恐怕是联想到敦煌产生的一种误解。东巴经不同于敦煌卷子，是独一无二的文物，而是每一个东巴都可以转抄且必须转抄的。洛克之购买东巴经及东巴法器都应该看作是公道的交易。实际上，国内东巴文化遭到的最大破坏是在“文革”时期，这才使得很多经书与法器成了稀有之物。何况，洛克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纳西学的研究，全靠当日积累的来自东巴的财富。可谓取之于东巴用之于纳西。纳西学在今日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获得如此位置，洛克功不可没。但是，如果说洛克是一个植物资源的掠夺者，也许可以说得通。洛克本来就是为了替美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寻找珍稀植物的种子来到云南的。直到今天，夏威夷大学的校园里还种植着洛克从云南带去的植物。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些植物的价值和洛克的付出完全不成比例。
尽管存在很多问题，摄影家盖明生的旅行仍然是人类学家非常好的资料。就人类学而言，见多有时就意味着识广。盖明生把贡嘎山巴望海子神奇的自然现象与东巴经中关于“石头会说话，树木会走路”的描述联系起来，认为纳西族的发源地就是贡嘎山，这对人类学家无疑是一个启示。虽然白庚胜在序言中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摩梭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为它的文化，尤其是其特有的两性制度不仅与周围民族，而且几乎与所有民族都无共同之处；甚至单从服饰上看，也与纳西族差异巨大。那些只到过丽江大研镇和泸沽湖的游人常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再去了中甸白地、洛吉，四川俄亚的纳西族居住地，就会看到处于丽江与泸沽湖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过渡形态。这就会使人意识到，他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甚至在两性制度上，也不能说没有中间状态。盖明生就记录了俄亚的群婚制。对此，白庚胜在序言中表示了肯定。
有人把盖明生与洛克相比。他们二人确实有可比之处。洛克虽然不是专业摄影师，但是他的摄影深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好评。洛克由植物学家而为人类学家，与盖明生由摄影家而关注人类学，同样出于对纳西族独特文化的热爱。但是，如果说盖先生是中国的洛克，未免有过誉之嫌。毕竟，洛克在滇西北一带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考察了纳西族生活的几乎全部地区，他的纳西学研究，至今无人能够超越。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二十年。所以我想，至少在十年之内，没有人可以称中国的洛克或者当代洛克。
很多纳西族所居住的滇西北一带的大山里根本没有路，从洛吉到俄亚，过江到依吉再到永宁，只有险象丛生的崎岖山路，唯一能够代步的工具是马帮。这里的马帮通常只管运货，不管运人，所以，马鞍子不是为骑人，而是为驮物设计的。为了节省马力，马帮的主人通常并不骑在马上，而是行在马侧。即使骑马，下坡时也必须下马随行。一天下来，即使有马帮驮运辎重，也常常感到身体如散架一般。更何况沿途吃住，都艰苦异常，绝非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所能适应。当年洛克在这一带行走，常常有大量随从甚至持枪的卫队。然而，盖明生先生却是以半残之躯，在腰扎金属背心，脖带护套，随时有瘫痪乃至死亡之危的情况下完成这个旅程的。这种毅力和勇气，堪与洛克比肩。
盖先生书中所记都是四五年前的事情，到我去的时候，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变化。达巴现在是永宁乡唯一的达巴，虽然也有了徒弟；和力民已经晋升为研究员，他在自己的家乡贵峰开办了一个东巴文化艺校，在每个周末传授东巴经、东巴舞以及基本的东巴仪式；和尚礼已经成为三坝乡的乡长，依然经营着白水山庄；和志本东巴还住在那里，也常为来访的宾客表演东巴仪式或者东巴纸的制作——他现在已经可以主动地与访问者讨价还价了；温泉村的温泉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电线杆已经架到了达巴那个村子的村口，现在大约已经通电了；通向依吉乡的公路正在建设着，很快就会改变这里的封闭状态，也将使保存在这些村落中的古老文明迅速消亡。我想，俄亚大乡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在走过灵魂居住的地方之后，我们会更深切地反观自己的灵魂。
（《灵魂居住的地方》，盖明生著，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４９．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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