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镇淮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一般说来，应该是老师为学生作序。但这在我却是第二次例外。季师在世时，我协助他编过一本《来之文录》，那是他治学近五十年的第一次文章结集，可想而知其分量之重。先生谦虚，认为我既已编辑全书，熟悉他的学术思路，一再要求我写一篇序言。推卸不得，我只好“奉命惟谨”。依仗先生的信任，我也大胆放言。先生并不以为不恭，反而表示欣赏，让我切身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大度。
这次作序，已在镇淮师过世四年后。十月文艺出版社计划组织一套“大家小书”，将先生的《司马迁》一书列入。这是很有眼光的选择。应编辑的邀约，我也自觉义不容辞，希望能借机从书里谈到书外，或许对读者理解此书有些许帮助。
还在我开始跟随镇淮师读书不久，一位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在知道我的师从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季先生的《司马迁》写得很精彩。”那时我还没看过此书。以后编《来之文录》，发现先生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先秦两汉、唐代与近代三段，而分别以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三位作家为重中之重。凭着如此深厚的研究功底，写作这一本小书自是厚积薄发，举重若轻。
但先生是一位对自己很严苛的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毫发无遗憾”。因此，在１９５５年初版《司马迁》的《后记》中，先生自谦地说：“笔者过去没写过什么东西，写作和研究的经验都是很差的。”直到１９７９年修订稿完成时，先生仍于《再版前言》表示：“因为我对于《史记》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读者不能希望从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难题的锁钥。”而细读过本书后，我却认为，就“大家小书”丛书而言，《司马迁》可算是最合题旨。以大学者的手笔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作，既要避开那些过于狭隘的专学考据，照顾一般读者的兴趣；又须在概要叙述的同时，显示专家独到的心得。说到底，此类著述真正困难处不在“深入”，而是“浅出”。阅读《司马迁》一书，并对照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与１９７９年前后两个版本，可以使我们对季先生如何化艰深为平易的努力有所体会。
初读此书，立刻可以感觉到行文的轻松、畅达。开篇叙说司马迁的家世，是从远古掌管天地、神人之事的重黎氏而来：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 无法分别谁是人谁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家家都为“巫史”，好像个个都能通神似的。大家被祭祀弄得穷困了，结果也不见有什么福气。到了颛顼的时候，他看见这种情形很不对头，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掌管天上的事情，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分出一个次序来；又命火正（官名）黎专门掌管地上的事情，大会人民，使各安旧业，不得互相侵犯。这样人和神就分开了，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了，这就是所谓“绝地天通”。
这是出自《国语》的一段传说，原来的文字并不好懂：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楚语下》）
经过季先生纯熟的白话译述，在保留原意之外，更加添了生动的语气。
这样一种流畅自如的行文风格，乃是镇淮师刻意经营的结果。先生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时，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闻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功力与遣词造句的考究，以及朱先生在《经典常谈》等书中所表现出的平易近人，给他很大启发。我多次听季师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古代文学的论文也应该写得像“文章”一样讲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减少考辨的工作，而是强调专业著述不该因为填砌材料、文字艰涩拒人于千里之外。除了对于文学根深蒂固的爱好，季先生也认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丧失了对语言美感的追求，便愧对研究对象。当然，无可否认，“五四”以来平民化的思潮，经由朱自清先生，也给予镇淮师潜在的深刻影响。无论何时，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写作，对他来说，都是毋庸质疑的信念。
这在《司马迁》一书的修改本中也有体现。从章节目录看，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初版中一些借用太史公语的题目已改为作者直陈，如“仕为郎中”之易为“入仕”，“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之去掉后四字，“从负薪塞宣房”之减省为“负薪塞河”，后者无疑比前者更简明易懂。
而从文学性考虑，季先生也用了很多心思。在《司马迁》初版《后记》中，他已经指出：“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的，它不允许驰骋想象。”为保证本书高度的学术水准，便必须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力求竭泽而渔。前人已有的著述，无论成书、单篇还是片段，凡有助于说明问题者，镇淮师都酌加利用。尤为突出的是，１９７９年重新修订此书时，增添的文字中，即十分注意征引最新的考古发现。如关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一节，引用１９７３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文献，证明《史记》中也有非信史的记载；又吸纳１９６８年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墓的发掘、研究成果，肯定司马迁在《五宗世家》对刘胜骄奢淫逸的描写确是实录。
不过，这种言必有据的审慎并未妨碍本文的顺畅，化繁为简的运用资料固然是一种适当的办法，尽量把复杂的考证从正文中分离出来，放入注释，也是季先生常用的手段。这样的例证非常多，随便举一则：《入仕》节记述司马迁大概在公元前１２２至前１１６年间开始入仕。此处有注说明根据：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按王国维定司马迁此书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９３年），其说较诸家为胜（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由此上推二十余年，则司马迁为郎中时当在元狩元鼎间（公元前１２２－前１１６年），亦即在司马迁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假定司马迁漫游在元朔三～四年，漫游后三、四年内才正式入仕，亦非不可能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原不必说漫游后即仕为郎中。
书中其它解释性的注释，如《为太史令》节讲述政治上的“三统”说与历法上的“三正”说之关系；补充性的注释，如《“就极刑而无愠色”》节引证《史记》中老子韩非、孙子吴起、伍子胥等七篇列传的相关文字，以充实本文中司马迁“在若干作品里也就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的隐痛了”的论断。凡此，都是将大量考据的工作压在纸背，极大地发挥了注释的功能，才使正文避免出现赘疣，得以干净、流畅地叙事、议论。
强调行文的平易，就古典文学研究著述而言，其实是很高的要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从文言转为白话写作时，也曾苦恼于“字不够用”，原因是现代白话文作为通行的书面语推广的初期，很多文言词汇尚未“白话化”（见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辞》）。论述的内容（古典）与表达的形式（现代）之间的矛盾，直到现在，依然困扰着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如何调适文言与白话，既带有古典的气息，又使人容易进入，确实是一门技艺。
季先生撰写本书时，对此亦有考虑。他并未因为《司马迁》是一本以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小书，而完全用白话译述取代文言。他喜欢间或在现代语体中插入古文散句，以调节语气。在修订本中，他更指出，其所作的最大改动，是“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全篇抄录在书中”。这样做的目的，季先生说是“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再版前言》）。而二文选择的精当，确对传记的叙述有补益之效。《论六家要旨》的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受腐刑对于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一个关键事件，其本人的思虑在《报任安书》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抒。季先生虽已在传文各处有片断的引录，却终不如全文呈现，让人一览无余，体味更深。何况，本书的主旨是在展示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家与文学家的丰采，《报任安书》之沉痛愤郁，感人至深，正可见太史公的文学长才。显然，阅读全篇的效果不是节录所能达致的。当然，也正是因为有散见的引述为基础，一般读者才可以明白这些不加注释的古文大意。
上述作法，或许可以说是借鉴了班固写作《汉书》往往抄录传主重要文章的先例，但对于文体的缜密思考，季先生的《司马迁》一书应该也是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在处理古代资料方面，二者同样面临语言转化的难题。因此，论述《史记》语言特点时，首先引起季师关注的便是“古代语言的问题”。他这样解说司马迁的工作：
他把那些僵化或涵义不明的词汇和句式，按照当时一般的理解改为通俗易懂的词汇和句式。所以他的整齐（规范化）古代历史的工作，实际也包含着整齐古代语言的工作。
并举《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一段文字，与《尚书·尧典》的原文相对照，以显示司马迁是如何“把《尧典》里那些含糊、拗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目的显然在于使人容易了解，使古代的历史和人物能够鲜明生动起来”（《语言的运用》节）。不消说，这也是季先生致力与用心所在。
由于司马迁主要是以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垂名后世，因此，正如季先生所提示的，研究“《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专深的研究固然必要，却不是普通读者关心的重点，也非一部传记性质的小书所能承担。在此意义上，季先生才会直言，本书不能提供“解决难题的锁钥”（《再版前言》）。而自觉的趋避，则使本书定位准确。按照《后记》中的说法，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丰富论述，让司马迁“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稍稍突出”；一是“通过那些疏理和说明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某些方面，以便代替那悬在一边的、社会背景的叙述”。也就是说，此书虽薄，但季先生仍期望能通过为司马迁立传，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如此，也可以明白修订本为何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全文录入。由于初刊本只节引了总论中的一段文字，并加以概述，对于呈现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学术思想的丰富性以及司马谈的评价，不免显得单薄、有缺失。而司马父子生活时代的学术背景，自然是司马迁撰著《史记》极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季先生借此展开的论述，则不仅有利于说明传主的文化传承，也可使读者对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及其现实的应用策略，有一总括的认识。不过，为了集中笔墨，我也注意到，初稿本中过于枝蔓处，如《奉使西征》节有关公孙弘与司马相如对修通西南夷之路的劝戒，《扈从封禅》（原题为《从巡封禅》）节叙写汉武帝元封元年的出兵匈奴，《“遭李凌之祸”》节记述张骞出使西域、李广利攻打大宛等，均予以删节或缩写。这些省略并不会妨碍我们对整个时代氛围的感受。
以上是我重新阅读《司马迁》、比较两个版本所得到的一点印象。如果能够抛砖引玉，使读者诸君对本书发生兴趣，进而引发出更高明的见解，则余愿足矣。
本书近期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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